【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大家好，欢迎来到《旭日东升》的最后一讲。本期内容覆盖的时间段从1949年解放军过长江，到1971年“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主要是讲头尾这两件事。
1949年5月1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即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黄华和美利坚合众国外交代表司徒雷登进行接触。档案显示，中方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但美方在冷战观念的限制下无法做出务实的政策选择，最后的结局不欢而散，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就此流失了。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总统府”历史画面（资料图）
1971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美双方因为各自面临的国际形势都再一次产生了改善和对方关系的冲动。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抓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创造了外交史上的奇迹。美国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到中美关系建设性发展的轨道上。美国的一走一回，能帮助我们了解前期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和变化。
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从南京向北进发，当时在中国的外国军队比如英国和日本，都对北伐军进行过攻击。这些行动是在试探中国新兴政治力量对外国的态度，以及是否有坚定的政治意志。“紫石英号”这次的情况大出意料。
一个纪录片以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视角介绍了这段历史。纪录片作者找到一些新闻片段，它们明确地显示出西方国家对“紫石英号”被击瘫痪的事件有巨大的震撼。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终结。自1840年至1949年为止，外国军舰在中国内和长江上横行霸道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他们不再享有内河航行自由的不平等的权限。“紫石英号”以后双方达成协议：在解放军的许可下，英军修好船离开，算是给足英军面子。
“紫石英”号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英国皇家海军于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在长江下游镇江附近江面发生的军事冲突（资料图）
1949年的5月13日，司徒雷登与黄华，两个原燕京大学的学生，以个人身份在南京进行会谈。他们首先谈了“紫石英号”的问题，四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军舰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向南京的过程中干扰了解放军的渡江行动。
当晚黄华在司徒雷登的官邸和他谈了两个小时。有趣的是，用司徒雷登的话来说：“我在努力地回避政治话题，而黄华主动谈起了政治话题。”政治话题就是中美之间关系问题，司徒雷登是这样汇报的：黄华对美国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承认共产党中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黄华充当的是外交信使，有权力对中美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这种问题表示兴趣的，除了毛泽东跟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核心之外，其他人不可能。
中方给出的要求是，美国在平等互利条件下承认新中国，忘掉过去跟清政府、民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及特殊权限。老奸巨猾的司徒雷登回答道，这些条件加上有关条约公认的国际惯例才是唯一恰当的基础。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和美国谈平等，司徒雷登说没问题，但在平等之外美国还要保留一点点惯例。双方的核心问题已经存在。中国希望得到平等的对待，不希望背上旧中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包袱，比如1895年《马关条约》的2亿两库平银赔款。
清朝在甲午海战中败给了日本，不得不求和，最后清朝派了李鸿章去与日本人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资料图）
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大概是7000万到8000万两。而且条约规定，第一年要赔1.3亿两，中间还包括了3000万的“赎辽费”，和每延迟一年，就多收50万所谓日本替守威海卫的军费。所以打完仗、签完条约后登门的是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的银行家。
从1895年开始，外资银行分几次向中方提供贷款、收取利息。比如第一笔贷款大概9800万两白银36年（到1932年）还清，年息4%，用海关税收担保。海关税收、内地税收（厘金、盐税）统统抵押出去了，清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没有了，账面上本息合计要还7亿多两白银，实际偿还大概6亿1000万两。
这是中国国家的血液，代表中国成为中国合法政权的象征、富国还是强兵所不可或缺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被抽走了。1911年辛亥革命，黎元洪谈新成立的革命党政权时说，要得到列强的承认，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列强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体系，履行国际义务。
美国要维系和蒋介石签订的《中美航海通商条约》中规定非对称的“贸易自由化”，比如允许美方资本自由地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不吃这一套，这从一开始既彰显了共产党与之前中国所有政治力量的不同，也凸显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一个想维护霸权的美国之间的核心矛盾。
1949年6月8日的双方接触，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中讲到：
6月6日黄华邀请我喝茶，在场的只有他的助手（燕京大学校友）林克和傅泾波。谈话基本由黄华主导。谈话很快转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特别是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从这次讨论中，我得到两个明确的印象：
（1）中国共产党急于想让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黄说，它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正在逃亡中，一旦共产党军队占领广州，它将会进一步土崩瓦解。
（2）对中国在外交领域独立自主权的高度敏感。
“急于”是司徒雷登的认知，司徒雷登其实就在重复艾奇逊的建交三原则。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有效控制原则，其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共产党的权力机构现在还只是那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并牢固占领着日益扩大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现在仍有相当大的地区在名义上受国民政府的管辖。而且到目前为止，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全国性政府……
第一，他认为共产党还没有解放全中国，大西南、大西北大片还没有进军，所以共产党还没有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第二，权利和义务的问题。共产党的态度，黄华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说得很清楚：共产党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的条件下，承认任何国家。中美建交必须承认、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司徒雷登的回应是：
事情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完全承认中国人民有权利拥有他们所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中国政府推行有损于双方互利或致力于推翻别国政府的政策，那显然就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了。
6月30日司徒雷登再次致信艾奇逊，讲述双方接触的最新进展：
6月28日，黄华如约拜访了我。他说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来电，他们表示，如果我想访问燕京大学，他们欢迎我去北平。
6月初，傅泾波在和黄华的一次谈话中（里面刻意强调傅泾波问这句话），问司徒雷登是否可以去北平访问他曾经任职的燕京大学。这是一个惯例，以前他的生日和毕业典礼都要去燕京大学。黄华当时没有表态。
傅泾波（右）与司徒雷登（左），两人间的关系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引人瞩目（资料图）
6月18日在讨论到司徒雷登回华盛顿述职时，黄华主动讯问了傅泾波是否允许他进行一次北京之行，傅泾波没有表态。黄华6月28日再一次提及且明确表示收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来电，说如果司徒雷登想访问燕京大学，他们欢迎他去北平。
司徒雷登认为这是一项邀请：
不管北平认为这项建议是出自我还是共产党人，我只能把黄华带来的消息看作是毛和周发出的含蓄的邀请。表面上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是与他们会谈。接受邀请无疑会使他们高兴，并使我有机会陈述美国的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良好愿望，而且还能使我带给华盛顿关于中国共产党意图的最有权威的信息，此行将有助于加深相互谅解，还会加强中国共产党内部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的力量。
它将使美国对中国正在变化的政治趋势的不持偏见的态度更直观和更具进取性地表现出来，并有可能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
在电报里他也均衡地讲了所谓负面的影响，包括国民党的担心：
我得到的清晰印象是，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毛泽东 、周恩来和黄华都希望我能够前往。当然，我没有向黄华答复毛泽东口信，只是说，我当然很高兴可以回到燕京大学。
他说双方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最后他问了一句：
我可以乘坐任何一种交通工具。如果国务院认为北上有必要，请及早指示，以便答复黄华。
这封信在华盛顿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1949年6月30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的官员戴维斯给乔治·凯南写了一份备忘录：
巴特沃斯急于让你了解来自司徒雷登的情报的含义。它的特殊重要性让我感到震撼——其程度甚至超出周恩来所作的非正式谈话。显然共产党人试图从这次访问中尽量获得收益。
我（戴维斯）认为，这次访问的作用不像是司徒雷登所想的那么大（也许它本身是个大事情），它的意义并不比司徒雷登根据我们的指示了解共产党的内容更重要。直接传达我们指示的精神就够了……
巴特沃斯的方案是司徒雷登只在下列条件下接受：他将乘专机去沈阳，确认那里的使馆工作人员离开时可获得的便利条件；带华德夫妇返回，顺道在北平稍作停留，拜访毛泽东。巴特沃斯和我都认为这会使我们在亚洲大长面子，而且也提供了所谓访问的正当理由。
这边特别解释了一句：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条件对共产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会谈的机会也就因这样的条件而不复存在。
但是基于一贯的精致利己主义的计算，美方不想司徒雷登成行，要把会谈撕裂的责任推到中方头上。而且他说：
在我看来，可采取这一办法来应付美国公众的批评，即使在会谈举行之后，由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司徒雷登去北平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共产党走，而是去那里向他们宣读“取缔闹事法”，事实上也将如此。
巴特沃思的看法是，最终决策要视美国国内对此事的反应而定，而他很难对此做出判断。此事必须由国务卿权衡并做出决定。
最终1949年的7月1日，艾奇逊致信司徒雷登：
你6月30日的电报已在最高层次上作了研究。现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你的电报中已经阐述了做出这一否定的决定的主要原因。
因为意识形态、歧视、偏见、国内政治利益等等，中美关系的最后一扇门被美国人自己关上。以后的历史发展很清楚，司徒雷登黯然地走了，白皮书来了。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
《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泽东当年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为新华社撰写的五篇评论文章中的第二篇（资料图）
1950年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兵戎相见，陷入了长达22年的直接敌对和冲突。
22年之后，机会再度降临。1971年，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进行。在这次比赛中，中国和美国的乒乓球队在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外交当中的经典案例——“小球转动大球”，使得处于冷战状态下的中美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国际局势也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1971年之前中国乒乓球队已经错过了1967年和1969年两届世乒赛。第31届名古屋的世乒赛中还涉及到当时柬埔寨被美国扶持起来的朗诺政权派对派队参赛，所以去不去本身在国内是有争议的。
周总理觉得应该是要去的，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也说道：“如果需要考虑放弃比赛，只好放弃，要有这个勇气，因为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诺人的比赛，就说不通了……如果朗诺的人跟我们碰到一起，我们就要弃权。”
而毛主席当时对于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各种威胁和挑战，他说：“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最高领导人拍板同意之后，我们的乒乓球队出征了。
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在得知中国队邀请英国队、澳大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加拿大队和尼日利亚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后，于3月30日，在比赛休息大厅内，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和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碰到宋中时说：“如果有机会，美国队可以到中国参加比赛……中国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国选手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选手到美国去。”
美国想去，但不能说它要去，得是中国请它去，情况转到中国高层后，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1971年4月4号世乒赛，一个叫格伦·科恩的美国队员当时和英国人合练，需要一辆车去主场馆，就上了辆有赛会标志的车。上车以后他发现那是中国队的包车，一车的中国人。
对于这样一个外国人，中国队员们就沉默地盯着他。事后的访谈中提到“外交无小事”，外事是有纪律的，比如说不要和美国运动员手拉手、不要和美国人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要和美国队交换国旗。
但是，世界冠军庄则栋性格是个自来熟，他其实不会英文，但他就借着翻译站起来往他那边走过去，跟格伦·科恩自来熟地聊起来了。到最后，庄则栋决定送美国人一个礼物——队里面给队员准备的一个传统织锦缎，上面是一幅黄山的风景画《黄山云龙石笱》。到站后两个运动员下车，一张照片拍下来：科恩拿起庄则栋送他的礼物，而庄则栋就站在他的身边。
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无意间坐上了中国乒乓球队的训练大巴，中国队队员庄则栋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还赠送给他一块印有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作为礼物（资料图）
这张照片在当时引发很大的轰动。第二天科恩买了件T恤，上面印了美国国旗与和平标志，还有一句歌词let it be。这个事情立刻登上日本媒体新闻的焦点，共同社为此事刊发了消息，《以庄则栋为中心，形成了“友好之环”》：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比赛场上，中国的老运动员庄则栋的名声突然高了起来，在庄则栋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喜笑颜开的人们，央求庄则栋签名的孩子们，以及其他人形成了“友好之环”，并且悄悄地扩大着。
当时中国的外交思路，已经非常明确地要调整中国对美战略。事实上不管是从战略研判、国际形势等，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启动。共同社刊发“友好之环”的报道直接被纳进当时新华社收集的参考资料，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领导人看的每日情况简报。
1971年4月6日晚，毛主席当时拿到一份关于要不要邀请美方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的请示文件。周恩来、毛泽东都在上面已经做了批示，第二天白天就发回去了。批示的内容是：不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
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下。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毛主席跟我交代过，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都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究竟算不算？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管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代的事情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了，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友谊之环”的参考资料使他改变了想法，虽然前后极其偶然，但其实也是某种共同的必然作用。另一方面的必然性来自太平洋彼岸，美国新任的尼克松政府认真强调了中美之间交往的重要性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必要性。
在“乒乓外交”之前，中美已经通过诸多渠道，包括巴基斯坦渠道，开始了一系列秘密接触和沟通交流；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一场体育比赛在中美之间用一种非常灵巧的方式推动了当时陷入僵局、缺乏“破冰手段”的中美双方，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它展现出了双方人民在交往当中表现出来的融洽、热情和友好。
基辛格秘密访华（图源：央视新闻）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总统（资料图）
中方邀请美方乒乓球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各个国家媒体开始聚焦创造乒乓球新的外交词汇。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在4月8号刊载了一篇文章《周恩来在外交性的乒乓球比赛当中起了作用》，创造了“外交性的乒乓球比赛”；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提出《赛璐珞球阅尽世界政治，并谱写的历史》，赛璐珞球指的是乒乓球的材质。
提出“乒乓外交”概念的是一个法国外交人士，共同社巴黎8日电：在讨论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说，中国的邀请是在慎重的研究之后发出的，因此“乒乓外交”可能是改善美中关系的工作取得成功。中间促成这场赛事交往的日方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日本乒乓球协会的会长后藤钾二。
“乒乓外交”对中美双方来说，促成了中美重新“打破坚冰”走到一起。把它和司徒雷登的事情对起来看：
第一，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分歧，是在可见的将来无法改变的客观必然，认知到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保障中美关系进入正常发展轨道的必要前提。
但是在看到差异，有斗争摩擦之后怎么办？一种是盯着不放，甚至把它作为某种筹码，人为地在中美之间制造摩擦、扩大分歧、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挑起不必要的争斗；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客观面对差异，创造性地寻求管控分歧，共同努力寻找创新方案。
历史证明，凡是进入第一种状态，中美关系就会变糟；凡是进入第二种状态，中美关系就会良性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其中主要的问题和责任在美国一方。在对待中美关系上，中方从第一代领导人至今的历代领导核心均表现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没有出现过欲以意识形态阻断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甚至恶化中美关系的不当举措，相反这在美国那儿有很多证据。
第二，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建立在相互对对方核心利益尊重的基础之上，中美承认分歧、尊重核心利益、创造性地寻找共同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尼克松对中国访问时中美签署的第一份联合公报的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中，双方坦率地表达不同看法，寻找合作的共同点。未来中美关系要走向良性发展，美国的领导者、精英同样需要认清这一点。
在中方不仅我们的领导人，包括普通民众、关心中美关系的热心网民对此也要充分而清醒地认识，适度把握好分寸、理清边界，以一种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使中美关系保持良性稳定和健康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第三，中美关系需要具备充分的弹性，以适应随时间发展而出现变化的实力对比。在新的世界，中美关系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中美关系也不可能持续处在一种状态。它不停地需要适应世界的发展，适应中国和美国的发展，适应中美两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发展，只有做到了这种灵活、弹性和务实高效的调试，中美关系才能长期保持稳定和健康。
旭日东升系列到这里结束。在这几集中，我们回顾了从斯诺西行，到1970年代“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之间重新走到正常轨道上的过程。很荣幸能够在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跟大家回顾这段历史，共同探讨中美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影响发展的关键的因素。
历史中蕴藏着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复杂中美关系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先辈用他们的热血和汗水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今天这份使命已经传到了我们当下这代人身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也愿意和大家一起为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明天，持续不断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谢谢大家。
（整理/观察者网 赵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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