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1日的卡塔尔海湾体育场成了世界关注的中心。这座在多哈以北的艾豪尔市(AlKhor)建起的球场，外形像是一个沙漠中游牧民族的帐篷。当天有超过6万名球迷涌入，见证了2022年世界杯揭幕战卡塔尔0-2不敌厄瓜多尔的开幕。
比赛过程跌宕精彩，主场作战的卡塔尔人被厄瓜多尔冲得七零八落，而比赛本身的举行也更像是一声“惊雷”：有多久，我们都没有看到过全球同庆的世界杯了？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20日，卡塔尔，2022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举行（图｜视觉中国）
对很多人来说，上一届世界杯的举行遥远得像是在上个世纪，法国捧得大力神杯后，全球进入新冠大流行时代，跨国旅行受阻，体育比赛空场，至今仍在恢复元气。上一届世界杯的举办国俄罗斯更是陷入战争泥潭，在西方国家成为众矢之的，于国际制裁中与体育盛典做了沉痛的切割。
而我们，好像也在逐渐习惯着度过一个毫无激情与生气的夏天。曾经我们以为，卡塔尔世界杯远得遥遥无期。它在“世界的尽头”、中东的高温与漫天黄沙的深处，它的举办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议扯皮，在申办前后被曝出贿选丑闻，更一反足球规律改在冬季进行，有无数外籍劳工新建豪华球场时死于高温炙烤和超长过劳。甚至直到开幕之前，还有多位当家球星因频繁征战而连连受伤，错过了参加世界杯的机会。这些争议，让卡塔尔世界杯还没开始就沾上了某种“原罪”。
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场地卢赛尔体育场。（图｜视觉中国）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世界杯真的开幕了，即使是在略带寒意的初冬。这一届世界杯，或许不再带有夏天的烧烤与啤酒的味道，却依然是球迷们最爱的节日，充满着看点与悬念：它是梅西与C罗的告别，是“诸神的黄昏”，是球迷们最后的青春。它没有了欧洲冠军意大利，连星光熠熠的卫冕冠军法国都有些残缺，却有着一只空前团结的阿根廷和十足强大的五星巴西。面对欧洲的铁骑，亚非拉人民将如何捍卫自己的荣誉？
这是人类的盛会，也是人口刚刚突破80亿的地球的唯一粘合剂。国际足联预计，将有超过50亿人次观看本次世界杯。在历经新冠疫情的隔绝、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后，好像没有哪一件事能让地球人重新坐在一起，去做着同一件事、关注同一个场域。这本身就是十足珍稀和浪漫的行为。
这也是足球和世界杯的魔力。
当地时间2022年11月20日，卡塔尔，2022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式举行，法国名宿德塞利归还大力神杯（图｜视觉中国）
足球的诞生：一种必然
或许你会问，为什么是足球？这个体积为615.8立方厘米的小小球体有何魔力，能让这么多人如痴如醉，追认其是世界第一运动？
回答这个问题，要回溯至足球的起源。因为世界杯上甚少有中国队的身影，这让中国球迷难以启齿一个被国际足联承认的事实：中国是古代足球的发源地，流行于宋朝年间的蹴鞠运动被视作是为足球的起源。它规定球网在场地中央，球员不能用手，更不能让球落地。在古代中国，这是一种训练士兵、考察兵将的方式。蹴鞠踢得好的人，会得到上级乃至皇帝的赏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水浒传》中的北宋太尉高俅，他去世后，中国足球已经有一千多年没有登上过世界舞台的巅峰。
但事实上，就在中国人踢着类似于网式足球的蹴鞠乃至更早之时，亚洲之外的其他大陆上，均出现了关于踢球的记载，各个文明均有用脚踢球的活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陵墓的大理石雕上，刻有一个人用膝盖顶球的画面；古希腊剧作家安提法奈斯在戏剧中写下了诸如长球、短传等词汇；在美洲，早在公元前1500年，墨西哥的神圣仪式中就用了一个塞满东西的橡胶球祭祀太阳，来自玻利维亚地区的印度安人则声称，他们从太古时代就一直踢一种又大又重的橡胶球。在印第安文明和古玛雅文明的壁画上，也有原住民们在草原丛林里带球奔驰的身影。
在那个各个大陆相互隔绝的前全球化时代，人们彼此互不了解、没有联结，却因为一个球状的物体而产生了遥远且微弱的共振。这是为什么？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人类的进化方式。按照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观点，人与人猿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具有共同的祖先，早年间用四肢行走，后因生存需要开始进化，一大显著的改变就是人类从爬行为直立行走，下肢逐渐变得比上肢粗壮有力，也更修长。在与地表生物与生存环境的博弈互动中，双腿开始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它们承担着人体躯干的重量，是人类行动跑跳的主要载体。
直至今天，人类想要释放体内过剩的精力与情绪，一个主要的出口依然是大幅度的下肢运动，跑步、骑行与跳操是人们有氧运动的最爱，飞踹是比出拳更具发力感的搏击手段。即使没有足球，人们也会忍不住去踢开挡在路中央的石头与空瓶。这是人类的本能，早在古罗马时期被人们附上了感情色彩：民间盛传凯撒大帝的双腿敏捷，而暴君尼禄则根本不会摆腿射门。一种以下肢与脚为主的运动的诞生，似乎是顺理成章。
2018年7月15日，俄罗斯莫斯科，2018俄罗斯世界杯决赛，法国4-2克罗地亚，法国球员庆祝球队夺冠（图｜视觉中国）
而作为古希腊人眼中拥有“最完美形状”的球体，在这方面具有先天的物理优势。球体能在大地上驰骋滚动，迅捷灵敏，与人腿运动的完美结合。二者的相遇，像是一种必然。各大文明的踢球记录里，都有球体作为足球运动的客体，只不过在中国，这个球体是皮革做的，美洲则是橡胶。后来有人分析，在足球比赛中，球员对于足球的追逐，以及球在众人之间的传递，整个过程都能找到人类最原始的狩猎游戏痕迹。踢球者和猎人一样，要依靠自己的耐力与毅力去捕捉空间和猎物，也要时时做好自己成为猎物、做好防守的自我保护准备。
当时间来到14世纪，英国乡村中开始流行一种叫“古足球”的游戏，这个游戏由两个相邻的村庄参加，以一个猪膀胱作为战利品。比赛中，双方可以踢抢甚至殴打对手，借以发泄自己的精力。这个乡村底层运动充斥着野蛮与暴力，并不受当时英国主流社会待见。在国王眼里，它是贫贱与暴力的“邪魔”，是“愚蠢和完全无用的”，甚至莎士比亚也借《李尔王》中的肯特伯爵之口表达了对这项运动不齿，“你这下贱的踢足球的！”几百年间，国王们与教会曾连下几道诏书禁止这项运动，但并不能让它真正的绝迹。
现代足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维多利亚女王上台后，英国进入著名的禁欲时代，人们开始笃信道德是建立在良好的身心之上。禁欲与复古风盛行之下，奉行绅士传统的公学开始兴起。这类公学管教严格，却让当时青年学生们情绪压抑、无力发泄旺盛的精力和情绪，造成性心理压抑、手淫频繁等问题。为了让学生发泄精力，增强纪律和团结意识，各大公学开始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运动。从英国乡村流传下来足球，成了当时英国公学学生们的首选之一，它鼓励身体对抗与团队意识，迎合了公学对男性气质的要求。这成了足球和橄榄球在现代兴起的源头。
《足球英杰》剧照
1848年，剑桥大学为足球制定规则，规定了足球不准用手，将足球与橄榄球严格区别开来。它随着宪章运动之后壮大的英国工人阶级走向众多的底层劳工，随公学学生的毕业而走向社会主流，又随大英帝国在殖民时代的坚船利炮，走向了南美乃至世界各地。
现代足球就这样诞生起来。不同与篮球、网球、排球等球类运动，足球的诞生没有确切的发明时间与发明人物。它的出现，更像是历史演进的一种必然，宛若某种带着宿命的历史现象。它契合人类发育的身心需求，在一夜之间就悄无声息的繁衍在各大文明的土地上。这也注定了它从诞生之初起，就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足球共同体
在英国在全球进行扩张的同时，其工业化带动着城市化。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的巨轮下，乡村人口大量迁往城市。技术革命引发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却透支了这些进城劳工的生活。他们业余生活匮乏，在城市更找不到归属感和存在感，就选择将乡愁哀思寄存于一个小小的球体上，为足球增添了一抹浓重的人文色彩。
足球，开始扮演起一种沟通与聚众的媒介，慰藉了新兴工业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一场普通球赛，经常为娱乐活动匮乏的人群提供聚集的机会，进而是有规律地举办、乃至成建制的建队。从社区到城市，不同的俱乐部开始成立，成为了不同城市人群的精神寄托、身份标识以及群体归属，造就了足球最伟大的社会属性。
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里迷恋足球的少年
在那个动荡的社会转型期，足球满足了城市新人口的深层精神需求。而那时候的英国球场内，几乎没有对看台行为进行限制，来看球的工人阶级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宣泄情绪，加油、呐喊、谩骂、诅咒……他们开始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其中，成为光荣的第一代球迷，也造就了球场无以伦比的氛围，祖祖辈辈传递下去。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支持和依附，和宗教皈依类似，其情感纽带有着狂热和忠诚的特性。而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人文风情，这往往让他们的球队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成为一个区域的标志与图腾。一支球队代表着一个共同体，更汇聚着一个地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此找到自己的归属，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足球文化因此更多元丰富，跨越种族、语言与肤色的隔阂，与社会身份纠葛。这也让现代足球的比赛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竞技体育的范畴。
《足球小将》剧照
在格拉斯哥，“老字号德比”是天主教徒对抗新教徒的现代节日；在雅典，AEK代表着来自希腊-土耳其战争的移民难民，奥林匹亚科斯则是当地人，二者中的胜利者意味着谁就是城市的主人。在里约，富人和穷人、精英和大众、白人和黑人，分别和弗鲁米嫩塞、弗拉门戈一起走上伟大的马拉卡纳球场。多年以后，还有诸如阿根廷教练梅诺蒂这样的足球诗人，将足球分为了左派与右派，通过球迷支持的球队去大致推测其政治立场——“右派是另一种足球，他们只在乎结果！”
正是通过这些球赛，人们慢慢开始定义自己和所处的群体，也区分他者。当时间走过百年，今天的我们已无法想象，加泰罗尼亚没有了巴萨，马德里没有了皇马，因为他们早已成为了当地的公共社会机构，承载着一个地区的信仰。当我们谈到伦敦，不仅仅因为它是英国的首都，还因为它拥有阿森纳与切尔西；当我们提起米兰，想到的不再只是时尚之都，还有百年冤家米兰双雄；而做为老牌工业城市，假如利物浦与曼彻斯特没有了红蓝两色的相爱相杀，又有多少外国人会知道他们的存在？
巴西马拉卡纳球场（图｜视觉中国）
最能体现这种身份认同的，当属国家队。他们由同宗同血脉的球员组成，更能体现不同地区强烈的民族性格，成为一个国家的另一面国旗：巴西人爱桑巴、阿根廷人有探戈、德意志球队往往严谨刻板、而意大利却相对保守……拉丁派的技术总是高人一筹，欧罗巴则更加强调身体与纪律。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各国民族烙印的传播，得益于世界杯的举办。上世纪20年代，足球已经成为一项职业化蓬勃发展的运动。有鉴于当时的奥运会不让职业球员参加，国际足联（FIFA）决定筹办世界杯，规定无论业余或职业球员，都可以参赛，赛事每四年一次举行。它的举办像提供了一个舞台，其展现出的民族性与他者对立，催生出更为强大的集体认同，在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为足球打下了浓厚的基础。
小小的电视屏幕让足球这项运动的影响力大大扩散了出去。图为球迷聚集在电视前观看比赛（摄于1982年7月11日）
如今，世界杯开始了第22届，并随着现代媒介无孔不入的发展走向全球，成了一个图腾般的节日。四年一次的珍稀性赋予了其独特的重要性，人们通过观看世界杯认知世界，也铭刻着自我的人生轨迹。世界杯成为了球迷们的标记自己成长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时间的刻度，是人们过往集体记忆的载体，所谓“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人生就是一届又一届世界杯”。人们将自己对青春的追忆投射在世界杯上，也让它承载的意义，有了从空间到时间的延续。
一切只为荣耀
首届世界杯于1930年乌拉圭举行，这个国家那一年刚好将迎来宪法百年的纪念。在欧洲诸国还在观望之际，只有他们提出主动申办。乌拉圭以举国之力营造了一个世纪球场（EstadioCentenario），这座球场当时超出了这个拉美国家的建造能力，连混凝土都要从欧洲进口。
乌拉圭之所以选择承办首届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是1924年奥运会足球项目的金牌得主。那一年，乌拉圭球员漂洋过海去法国参加奥运会，一举连胜，拿下金牌，震惊了整个欧洲。四年后，他们又复刻了这一壮举。拿到金牌后，那些抵押了房子来换取路费的乌拉圭球员，略带酸楚地说：“我们再也不是世界地图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了。”
1930年7月30日，乌拉圭，1930乌拉圭世界杯决赛，乌拉圭Vs阿根廷。乌拉圭获得第一届世界杯冠军。（图｜视觉中国）
用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话说，是足球，将这个小国从籍籍无名的阴影中拉了出来，让欧洲人再一次发现了美洲。读到这里，你大概就会理解，为何卡塔尔人宁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斥史上最高的2200亿美元的巨资，也要挑战传统，将世界杯带到中东。它是光荣与梦想，也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是这个资源型的中东国家转型的一次巨大尝试。
足球庞大的社会基础，让其拥有能捕获人心的巨大诱惑，也让足球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政治。1930年乌拉圭夺冠后，世界杯迈上正轨，足球开始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和吸引力。在意大利，彼时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并不懂足球，但他懂得足球的魔力，依靠权术手腕帮助意大利两夺世界杯，去展现“大罗马帝国”的不可一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成立填补了加泰罗尼亚人在精神层面从未真正拥有过的“国家”，而独裁者弗朗哥却是皇马球迷，他在1937年下令将巴萨主席秘密枪决，将对手与加泰罗尼亚分裂主义一并扫清。到1945年，乔治·奥威尔在伦敦《论坛报》写到：“严肃的竞技体育从来都与公平竞赛没有一点关系。它是与仇恨、嫉妒、自吹自擂、目无一切规则和见证暴力的虐待狂般的乐趣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是没有枪声的战争。”
是的，足球就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尤其是20世纪的民族主义浪潮下，国与国之间在球场上的对垒竞争，俨然是一种和平年代的战争隐喻，比如1986年马岛战争后英格兰与阿根廷的相遇，再如1998年世界杯上伊朗与美国的对决。然而，足球从来不全都是战争与政治。这个跳跃翻滚的小精灵，自诞生之初起，就是自由与联结的符号，也因此被人们追逐、控制和传递。它沾染着政治，却从未被其反噬，反而成为人们反抗政治与压迫的象征，将有共同处境的人们彼此紧密联结在一起。
1966年，英格兰在本土获得世界杯冠军
在美洲，它是拉美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与军人独裁的精神兴奋剂。在欧洲，它成为抗争法西斯独裁者的形象使团与权力象征——1942年，基辅迪纳摩队的球员们被勒令跟纳粹踢球，德国人警告：“如果你们赢了，你们就得死。”即使是虚弱、饥饿甚至死亡的威胁也不让球员们忘掉自己的尊严。他们最终赢得了比赛，但随即便被射杀在悬崖之上。
“足球无关生死，足球高于生死。”在谈论足球时，利物浦功勋主帅比尔·香克利的这句名言总会被反复引用。它言简意赅的总结出了这项运动的意义：足球并不改变社会结构、财富分配和真正的权力平衡，它在竞技意义上的存在，只是单纯地为了荣耀。胜利的荣耀，代表着你和你归属的群体受到世界的认可，是最好的、是最迅猛灵动的、甚至是最智慧的。当开球的哨声响起的那一瞬间，世俗意义上的一切东西就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了，哪怕是生死。只有荣耀，为了荣耀，才能召唤出了球员们无尽的战斗力。
荣耀加持的身份认同，让今天的足球场扮演着类似宗教集会场所的功能，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球场像是教堂，而球迷则是虔诚的教徒，认定自己的主队拥有不可置疑的唯一性，主场更是不容践踏的。他们继承了工业革命的传统，在连续劳顿后的每个周末去到球场呐喊。与教堂里的温文尔雅不同，这里容纳着人类的疯狂和肆无忌惮，你可以光着膀子呐喊、歌唱、挑衅、咒骂。情绪发泄涌出之际，纽带就愈发坚硬。
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足球是人类心中野兽的最好出口，而球场则成了另一种战场，氛围狂热而对立。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赞美球场是“人类忠诚的露天王国”。在蓝天下，中心场地被层层的看台包裹，配以或圆或方的壮丽外壳、座无虚席的人海与人浪、整齐划一的歌声与口号、色彩鲜明的着装与旗帜，俨然一个是现代版的古罗马斗兽场。在多年的沉淀后，诸如诺坎普、伯纳乌、圣西罗/梅阿查等球场早已成为了与古典建筑可媲美的城市地标，吸引了无数人的朝圣和打卡。到了1992年，巴萨获得队史首个欧冠前夜，克鲁伊夫看了看温布利球场和现场7万多观众，咽下了所有豪言壮语，只在上场前对球员们说：“去享受这比赛吧，去看一看这伟大的球场和人群！”
本届世界杯上，卡塔尔也靠着兴建卢塞尔球场等8座球场，彰显着这个中东国度的富庶国力。没有网球场里坐如针毡的安静，抑或篮球馆内调动热情的DJ与啦啦队，在足球场内，球迷欢呼与呐喊是自发的，形式多样，分贝响亮。1986年世界杯，狂热的墨西哥球迷自发创造了被称作“LaOla”看台人浪，这极赋感染力的助威方式很快传遍世界各地；球场内外更是不断涌现出极端的狂热球迷，他们享有专门的英语单词：“Hooligan”，直译为足球流氓——很多人谴责足球流氓，其实这也是足球魅力的变相折射。似乎还没有哪个体育项目的极端观众，能被冠以“流氓”的称号，那代表着极端、狂热、仇恨与情绪宣泄，诚如加莱亚诺所言：“足球是战争的隐喻，有时会演变成真正的战争……在这些日子里，疯狂的球迷会占领以前为狂热的宗教分子、爱国人士和政治狂人所预留的地盘。因为经常伴随着宗教、爱国主义和政治的狂热，足球使人们的紧张情绪趋于沸腾。”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属于马拉多纳。他不仅在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打入“世纪进球”，并且率队在决赛中以3比2击败联邦德国队，获得世界杯冠军。
这就是足球的魔力。它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而来，在东西方文明中都播下自己的种子，然后在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中乘着日不落的军舰走向世界各地，收藏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那无处存放的孤独。到今天，它是激情与炙热，是身份归属与价值认同，也是群体的象征与荣耀。
那么，抛开所有的社会因素，足球运动本身究竟有何魅力？曾任有人将这个问题摆在贝利和马拉多纳面前，但两大球王却表示，连自己也说不清——这项运动所散发出的那种充满动感韵律的跑位传递、布满谋略的团队哲学、石破天惊的临门一击，是穷尽任何词汇都难以概括的。具体到本届世界杯上，你是选C罗还是梅西？是巴西还是阿根廷？是连过五人后的致命一击，还是世纪扑救时的奋不顾己？是拉美跃动的桑巴与探戈，还是欧罗巴的战术与铁律？
没有一个永恒的标准去衡量这个汇集了人类众多情感的运动，它的底蕴内涵和承载的意义都过于丰富，本身就是贵为球王都无法回答的难题，就像贝利当年在思索良久后回答：“这就是个美丽的运动，对不对？”
《球王贝利》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