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堂弟翁文波（1912-1994），是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在我国，说起寻找石油和天然气，必然会讲到石油地质勘探；讲到石油地质勘探的技术手段，就会涉及地球物理技术；而地球物理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必然会提到翁文波。作为我国地球物理勘探、地球化学勘探、地球物理测井等应用科学技术的创始人之一，除了在地球物理上卓有建树之外，翁文波还在预测理论和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立了以信息预测为核心的预测理论，开创了以天灾预测为主的新领域，被誉为“当代预测宗师”、“当代预测论之父”。
翁文波（1912-1994）
中国地球物理学科创始人
1912年2月18日，翁文波出生于浙江鄞县，与堂兄翁文灏相差23岁。其父翁传泗（字宝堃，号厚甫）曾秘密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宁波炮台司令。
翁文波 10岁那年，父母亲相继去世，7个兄弟也都离散。1925 年，翁文波读完小学，在哥哥的资助下，进入宁波效实中学读书。当时《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以教师的身份宣传革命思想，一批教师和学生受此影响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一些师生，翁文波因为年纪小而逃脱了这场灾难。但是恽代英的话犹如一颗火种，深深地埋入他的心底。1930年，翁文波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上了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1920年12月16日，甘肃省发生被称之为20世纪全球三次特大地震之一的甘肃海源（今属宁夏）8.5级特大地震，死亡20余万人。北洋政府派出了由农商、内政、交通、教育四部门人员组成的考察团赴灾区考察。翁文灏作为考察团成员亲赴震区，在实地调查后，地震之烈、灾区之惨状让翁文灏深为震惊。除撰写详细的地震调查报告外，他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根据历史记载的 3500 余项关于地震的地点和实況，结合当地的地质构造，总结出我国若干地震带及其大致的频发次数，在1922 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2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这是我国科学家首次把中国丰富的地震历史资料，运用于现代科学研究之中，为以后中国地震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依据的大都是历史资料和宏观的地质构造理论，同乡好友林行规大律师得知翁文灏的设想后，将坐落在北京西北鹫峰山坡秀峰寺别墅旁的一块地产捐出，作为地震台台址。由李善邦具体负责，于1929年建成鹫峰地震台。1930年挂牌“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这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现代地震台。
1934年，翁文波奉老师张子高教授之命，利用暑假机会，到鹫峰地震台实习并收集资料。利用地震台的先进设备和丰富资料，翁文波撰写了第一篇科学论文《天然地震预报》，并获得学士学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正是这段实习经历，使翁文波立下了从事地震预测研究的志向。毕业后，翁文波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并于1936年考入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地球物理专业。
翁文波认为“祖国积弱甚深，为振兴中华，我看到了中国石油的希望”，于是决心投入石油勘探，用自己学到的先进科学技术报效祖国。在课余时间，他一头扎进实验工厂，进行现代石油勘探仪器“重力探矿仪”的设计研制。这种“重力探矿仪”，美国刚刚研制出来，处于技术保密阶段。翁文波决心自行设计制造。毕业前夕，终于试制成功，并以此完成了毕业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英国几家石油公司纷纷以优厚待遇聘请翁文波，但他却说：“我的国家需要我，我要回国。”
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笼罩了整个欧洲。翁文波冒着生命危险，设法取道法国，穿过地中海、印度洋，经越南河内回到昆明。只见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几乎一无所有，亲人相见皆大惊失色。托运的行李和书籍早已丢失，他所带物品全部在海上随行李船一起被飞机炸沉，唯有“重力探矿仪”像护身符一般带在身边。
翁文波回国后，在重庆中央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与校内数位庚款留学归国青年才俊同被称为“baby professors”，他结合教学，把地球物理方法用于石油勘探之中，创立了测井学科，开设了我国首个地球物理课程。从此走上了我国地球物理勘探、地球化学勘探、地球物理测井等应用科学技术的开创之路。
中国测井之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四起，各国能源问题非常突出，没有自主生产能力、燃料都靠进口的中国更是异常紧张。1937年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内迁，沿海港口相继失守，石油来源断绝，大后方严重缺油，曾经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
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加紧寻找石油资源。当时在国内能生产石油的地方，只有延长和玉门，玉门油矿的产量稍微高一些。但距离 2500多公里远的陪都重庆来说，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国民政府四川石油勘探处在四川巴县石油沟打了一口探井巴1井，期望能有大的发现，以解大后方的缺油之急。
翁文波在重庆中央大学开设了应用物理选修课，童先章、李德生等一批学生选择了这个专业。翁文波计划先带出一批地球物理勘探的学生来，条件成熟后把他们带去玉门油矿。同时，他利用实验室的废旧零件，自制仪器，加紧了电测井技术的研制和应用。
他在授课之余常去巴1井，受经济部长、堂兄翁文灏和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孙越崎之邀，在巴1井进行试验性电阻测井和自然电位测井。他首先采用 1M 电位电极系成功地测出了电阻率曲线。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利用电测技术测井，开创了我国使用测井技术勘探石油天然气的先河，被我国石油地球物理界称为“中国测井之父”。
1939年8月11日，我国玉门油矿传出喜讯，经过严爽、孙健初、靳锡庚等石油地质工作者一年多的努力勘探，终于在老君庙发现了主力油层，日产原油达10吨，定名为K（干油泉露头）油层。为大规模开发玉门石油提供了科学依据。孙健初写出《甘肃玉门的地质》报告，确认该处地质是良好的储油区域，具有重要开发价值。
翁文波于 1940 年3月提出了物理探测玉门油矿的计划，用电极下井探测，目的是确定井中油气、水层位置。翁文灏看到翁文波这份计划后，非常高兴，支持他前往老君庙油矿工作。翁文波就和助手赵仁寿一起，用废旧料自行制造和改装了罗盘磁变仪、电测仪等仪器。5月12日，他由重庆启程赴玉门油矿，立即对几口油井进行电测。又于1941年元月使用自制的罗盘磁变仪和电测仪，在石油河、乾油泉、石油沟等地进行地球物理测勘。
在翁文波的鼓励和带领下，1941年7月，童先章、李德生等一批学生也赶赴玉门，走上了“一滴油、一滴血”的石油生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翁文波进一步研制、改造了磁测、电法测量仪，先后发表《地球形态的沧桑巨变》、《纬度和地级的变化》等文章，开创了我国采用磁法、电法技术勘探找油的新领域。
自从翁文波到玉门油矿之后，地球物理技术才开始运用于石油勘探之中，从此中国的石油地球物理技术开始谱写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辉煌篇章。
组建我国第一支重力队
1942年，翁文灏决定派遣地质人员对新疆进行调查。翁文波参加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总地质师黄汲清教授为首的地质调查队。他们在天山南北进行油田和矿产大调查。考察中苏合办的独山子油矿。这是中国地质人员在新疆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地质调查活动。
1945年10月，甘肃油矿局地质室组成了我国第一个野外重力、磁力测量队，翁文波兼任队长，率领丛范滋、李德生、汤任先等人开展重力、磁力勘探。他率领重力队沿河西走廊，东起张掖、高台、酒泉，西至玉门、安西、敦煌等广大地区内进行比例尺1：50000重力、磁力普测勘探，同时观察沿线地质露头。又深入祁连山和北山作区域剖面，在沙漠、戈壁、草原覆盖区发现了很多重力高异常。这是在我国最先进行的大面积重力、磁力勘探测量。历时半年多，完成了甘肃走廊西部重力测量，绘制了20 幅河西走廊十万分之一的地质、重磁力综合图。
这一期间的难忘岁月，李德生有过详细的记述：
1945年10月5日，我国第一个重磁力测量队在酒泉县成立。由翁文波兼任队长，技术人员有丛范滋、汤任先和李德生。还从矿上抽调20名工人，分别担任测量工、电工炊事工和马车工等。仪器是刚从美国引进的零一长式重力仪，安装在一座弹簧架上。两辆马车，一辆安放仪器架，另一辆放置行李及生活用品。每辆马车由三匹马拉。另有一匹供骑的白马。仪器在酒泉一带完成调试和测量工作后，出发到高台县南华村开始测量工作，翁文波的夫人冯秀娥和三岁的儿子翁心树也随队出发。
制图比例尺是五万分之一的布加重力异常图和等磁力线图。每天可测量20-30个观测点，点距为500米。遇到地质露头时，填绘地质图。因此，这个队实际上是地质和物探的综合考察队。翁队长知识渊博、工作认真，平易近人，我们技术上遇到的问题，他都细心指导。黑河是一条宽广而水浅的内陆河流，由祁连山经张掖、高台流向居延海。由于马车轮子大，可以直接渡河。这一带狼特别多，有一次，我们遇到十二只狼迎面而来，翁队长、丛范滋和我跳下马车，用枪打死两只。回村后，老乡纷纷割走一片狼舌头，贴在门上，他们认为这样其他狼就不敢进门。酒泉盆地中部是一片沙漠地区，祁连山的雪水向北潜流从低凹处冒出来汇成一片海子，周周是草场，一群群美丽的白天鹅在湖中游弋。少数民族在此定居放牧，环境很宁静。重磁力测量队早出晚归，开展工作。每天回到驻地校正仪器，将电池充电。晚上进行计算，绘图。我们设想，如果这里发现油田，将海子周围改造成农场，石油工人和少数民族的生活都将进一步提高。重磁力测量队在酒泉东部盆地工作两个月后，沿着北大路回到酒泉县。
从酒泉县向南眺望祁连山主峰，海拔 5564米，有九座雪峰冰川，当地老乡称为“九仙女”，是绵延千里祁连山脉中最美丽挺秀的一段。我们想作几条重磁力测线深入祁连山脉中，以便于重力计算中进行地壳均衡校正，也想看看祁连山的地质构造和地层。1945年12月份和1940年1月份，我们安排了三次进山的地质重磁力测量。……我们采回了一棵小树，带回酒泉给翁队长家作除夕夜的点缀。孙健初主任和翁文波副主任都住在酒泉城内木梳街油矿宿舍的一座四合院内。孙健初和夫人有个儿子孙鸿烈，十岁左右。两家都热情款待我们度过了1946年的除夕之夜。
在考察中，为了得到祁连山重力降的数值和地壳均衡补偿校正值，他们3次进入并穿越祁连山脉分水岭。回到酒泉地区后，翁文波和助手李德生合作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南山第四冰川的初步研究》，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杂志上。
1946年6月1日，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翁文波从玉门油矿赴上海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探勘室主任，并指导成立了上海地球物理实验室。同年秋天，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探勘室组织了对台湾岛的重力勘探，成立赴台湾地质调查队，历时两年，对台湾岛进行了首次全面石油地质勘探，翁文波既是组织者，又兼任第一期赴台湾地质调查队队长，开始了抗日战争后台湾油气测勘工作。
1946年10月开始，台湾重力队沿西部丽山边缘由北而南涵盖整个西部平原分段实施重力测勘，历时两年半全部工作完成，并将全部资料携回总公司探勘室整理绘图。其间选出台中大肚山区南部中州两重力高区建议钻探，台湾油矿勘探处分别于1947年夏及1948年冬进行钻探，两井分别钻深达1000 米及 1200 米地下，判断地质不佳而停钻废弃。。
1949年2月，翁文波将探勘室绘制完成的一幅二十万分之一的“台湾省重力异常图”寄到台湾油矿探勘处。同年4月，海峡两岸隔绝，此张重力异常图便是台湾油矿勘探处于1955年元旦展开地震波测勘时最重要的依据。
油气之光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动员著名科技工作者去台湾。翁文波认为，台湾油气资源有限，中国真正的石油地球物理事业在大陆。决心留在上海。在他的动员下，中国石油公司勘探室照常开展工作。当时，石油公司勘探室花费巨额外汇从美国进口了我国第一台地震仪器，翁文波把仪器保存在中央银行地下室。一直到上海解放，才由王纲道负责拆箱取出地震仪器。1950年，翁文波利用保存下来的仪器组建了中国第一支重磁力勘探队；1951年，又组织了第一支电法队和第一支地震队。从此，中国的石油地球物理事业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1950年4月13日，“全国石油会议”在北京东交民巷燃料工业部招待所召开，朱德在会上希望各位石油工作者克服一切困难，为国家去建设石油事业。担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副处长的翁文波出席了新中国第一次石油盛会，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担子。
1953年，在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主持下，翁文波与谢家荣、黄汲清以及助手邱振馨共同编制了我国最早的全面系统性的《全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为我国油气勘探的战略布局描绘了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的蓝图。
1955年7月，石油工业部成立，翁文波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勘探司总工程师，负责全国石油勘探技术指导工作。
1958年，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在京成立，承担石油地质和石油炼制科研任务，翁文波任副院长。石油科学研究院成立后，石油地质的科学研究即翻开了一个新篇章，在翁文波的倡导下，开展了国内最早的地化学研究工作，在当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与国际水平相当。全面建立石油地质、石油地球化学石油地球物理等实验室，开展了跟踪世界先进技术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培养了一批人才。
1948年，针对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贫油”的论点，翁文波在美国《油气杂志》上发表《从定碳比看中国的油气资源》一文，提出了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含油气的看法，并勾画出东北、华北有利含油气的分布位置。在《全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中，翁文波与谢家荣、黄汲清首次将东北含油区命名为“松辽盆地”。1959年9月，松辽平原上松基3号井喷出工业油流，同年冬天，余秋里率张俊、翁文波、李德生、童宪章等专家考察松辽盆地，翁文波作词一首：
采桑子
北大荒上二九天，
冰雪无边，
寒风似剪，
老羊皮袄裹丝棉。
江河湖海何处浅，
决心要坚，
准备赶前，
万里英雄终领先。
面对如此大的油田，国家及其缺乏勘探开发和管理的经验，面对国际形势恶化，只有靠中国人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种情況下，会战职工和科技人员把艰苦奋斗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石油开发建设的新路子。在大庆会战，翁文波指导了大庆长垣地球物理勘探部署，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庆油田的发现也完全证实了翁文波早在1948年提出的科学预见。
在《从定碳比看中国的油气资源》一文中，翁文波就提出中国南海含油的远景问题。1956年，海南岛西南隅的莺歌海村出海捕鱼偶然发现了油气苗。1957年7月，石油工业部派翁文波南下调研。在国内无海上石油开采先例的情况下，翁文波自行设计了中国海洋钻探历史上的第一座海上钻井平台。1960年，在翁文波的积极推动下，组建了中国海上第一支地震队，勘探海南莺歌海区域，进行了中国首次海上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地震队以首创精神和勇气，克服了无外来经验和技术装备落后的困难，作地震测线3202千米，初步确定了一批浅层构造，为南海油气勘探和开发奠定了基础。
翁文波一直关注天然气的开发。1952年，在翁文波的主持下，陕西延安延深一井开钻，1955年完钻，井深2646米，钻入了5亿5千万年前形成的奥陶系岩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口深井。翁文波始终认为，延长油田的油来自深层，奥陶系岩层的能源储备会刷新认知。这对了解鄂尔多斯盆地地质情况以及陕甘宁大气田的发现有着重要意义。1989年6月，陕参1井下古生界奥陶系喜获高产工业气流，日产无阻流量28.34万立方米，标志着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勘探取得重大发现。1992年，在祝贺翁老80寿辰的时候，石油界老领导康世恩对翁文波说，当年打到了奥陶系，如今果然发现了大气田。说罢挥笔写下“寿比奥陶更长”条幅送给翁老。
创立信息预测新理论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强烈地震。两次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451人，经济损失10亿元。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担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翁文波受周恩来总理委派，火速赶往灾区考察。灾区百姓的苦难使他强烈感受到未能预报的地震将会是多少人家破人亡。
邢台地震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赶赴震区指导救灾，他指示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地震预报系统。
翁文波在一个月的综合考察中，收集整理各种资料和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写出《隆尧、宁晋地震区调查报告》。这次地震科学考察揭开了我国地震科学新的一页。地震理论学、地震灾害学、地震工程学、地震预测预报学等复杂的体系从此起步，艰难地向世界水平迈进。中国的地震预报事业在邢台地震的血泊中矗立起划时代的里程碑。
4月2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把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翁文波请进中南海西花厅。翁文波和李四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其规律性，地震也是如此，只不过更加错综复杂而已，只要不懈地努力，地震完全可以预测。周恩来希望他们：对地震的形成和发展趋势找出规律，总结经验，加强研究，做到准确及时预报。使他更加感到责任重大，从此，翁文波毅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置已有名利、地位于不顾，踏上当代世界难题——地震预报研究之路。
1966年5月，文革爆发。翁文灏、翁心源父子遭受摧残，翁文波也在这场政治地震中受到了打击，被软禁。后又被送到十三陵果树园劳动改造，改造回来后，又被“照顾”进了“老弱病残”学习班进行思想汇报。
一日，造反派来到家中，命令他从即日起，不得与社会接触，不得与海外有任何联系，不允许到邮局取钱、 寄钱。翁文波从此躲进鼓楼大街辛安里的房子里，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革期间，翁文波已经没有权利到地震灾区进行考察，更不可能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进行试验和观测。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经过 20 年的呕心沥血之后，终于在天灾预测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1979年写出《初期数据分布》书稿后，1984年，出版《预测论基础》，创立了以信息预测为核心的预测论。从认识论出发，对预测成体系的完整概括，所涉及到的范围和方法，自成一家，对复杂的、看似无序世界的认识和预测有极为普遍的意义。多年来，翁文波用预测理论不仅准确地预测了国内外的地震，而且对其它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暴雨等，及时地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受到国务院、北京市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引起美国地球物理学界的关注。1988年《预测论基础》一书荣获石油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地球物理系已将该书的主要观点编入讲义。
1991年发表了英文著作Theory of Forecasting，创新提出了信息预测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初，他冒着可能失败的风险，开始进行天灾预测科学实践，在他的著作、论文、给政协以及有关部门的报告和与有关专家、单位函件中，先后做过 252 次各类（地震、大暴雨、洪涝、干旱）天灾的预测，据统计实际发生的有 211 次，占总次数的 83.73%，效果显著，在实践检验中，逐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翁文波根据事物的兴衰与花的生长规律具有同样性质的特征，推导出一个用来计算生命总量有限体系从兴起到衰亡的数学表达式。这个公式恰好与泊松分布函数公式相同，于是，他就把这一模型称为“泊松旋回模型”，写入《预测论基础》一书中。“泊松旋回”问世后，立即得到石油界的广泛关注。石油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赵旭东在大量数据研究后，发现生命旋回模型是翁文波的独创，只是公式恰好相同，但与泊松分布函数的出发点和所要说明的问题截然不同。赵旭东发表《用Weng旋回模型对生命总量有限体系的预测》的文章，从此“Weng旋回模型”代替了“泊松旋回”，以其综合性和准确性成为油气预测模型之一备受关注。
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地震学会、中国水利学会和中国气象学会，在1989年召开了“全国近期重大自然灾害预测及防御措施会商会议”，并在中国科学史上第一次成立了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终生才智奉献预测
预测的哲学思想在于认识论。在哲学中，经典的划分是思维和物质，反映在认识体系中，可以建立关于思维的抽象体系和关于物质的理论体系。在上个世纪，智能的概念和计算机的出现，使得人类认识体系中又增加了一种信息体系。翁文波创立的预测论的哲学基础正是建立在信息体系之上的。
我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以为一矣……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翁先生是这样理解这三个“一”的：第一个“一”是客观世界中物质数量的“一”；第二个“一”，即“言”字，它是认识客观事物的信息；第三个“一”，是人类思维中“一”这个概念。翁先生认为，庄子利用关键的一个“言”字，把信息引入了哲学。
由此，这三个不同的“一”分别属于三个认识体系。即人类认识世界可分为物理体系、信息体系和抽象体系。
抽象体系：可以包括宗教信仰、数学抽象等。而其中数学抽象的基础是集合、公理和关系；
物理体系：承认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客观存在。其中空间和物质是连续的，与单位和原点有关。物质是可数的，只与单位有关。
信息体系：是建立在物理体系之上的，承认信息、知识和智能的存在。信息的存在又承认人（或生物）和机器（主要指计算机）的存在。
这三个认识体系中，最基础的是抽象体系。在这一层次内，不需要假定任何客观存在，例如宗教信仰、道德伦理、数学抽象等，一旦被认识或公开提出，即成为抽象知识；其次是物理认识体系，在这一体系内，客观存在是物质、时间和空间，它们之间肯定有许多规律，如物体、力、加速度的关系（牛顿定律）等，一旦被认识，就成为物理知识；再往上一个层次，就是信息认识体系（假定人和机器的存在），一切对人有关的法则、事件、数据等等，一旦被人认识或公开提出，就成为信息知识。所以，从认识的层次分类，知识可分为：抽象知识，物理知识和信息知识。
翁先生把古代哲学思想融会贯通到现代科学理论之中，在唯理与唯象，局部与整体，常态与异态，连续与不连续等认知中不断创新。他的联想、幻想和猜想似乎让人不可思议。如“醉汉游走”、“翁氏猜想”、“可公度性”、“浮动频率”、以及“Weng旋回”等预测方法都是数学、物理学、天文学中某些领域的突破。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源远流长而又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为坚实基础的。
1994年9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翁文波预测论学术座谈会”上，翁先生就预测论的学术思想作了精辟论述，下午就住进了医院，诊断为晚期胰头癌，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在病床前，他反复说：“我死不足惜，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如何把预测论研究告一段落。把已有的研究成果交给国家！”
他要求在病房里安装一台计算机。他说：“我的病情重了，但我要工作，我生命的全部价值在于工作。把脑子里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交出来，我才可以放心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恳求医生：“我请一次假，只请一次，下不为例！”这天下午，工作人员手托输液瓶把他推回家中，取回积累了20多年的研究资料。
10月14日下午，计算机和打印机在病房里安装完毕，翁文波坐在计算机前，忍受着剧烈的疼痛，用颤抖的手指敲击着键盘。他对医生说：“给我输些血，再争取些时间，有4天就够了，10天更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陆续地在计算机前操作了几十个小时。
翁文波交代完工作后，昏迷了7天，1994年11月18日安然去世，享年82岁。
《翁文灏与宁波》编撰组：高延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