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蔡襄

蔡襄是“宋四家”之一，且是四家中时间上最早的一位，因此，关于蔡襄，我们要了解细一点。

蔡襄的简便平生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宇君谟，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

(蔡襄画像）

蔡襄天圣八年(1030)及进士第。历判官、推官、馆阁修正。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资助“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贡北苑龙凤团茶。皇祐二年(1050)以右正言、同修起居注召回。历知制诰、知开封府等，复出知福、泉二州。其间修复泉州万安桥。嘉祐五年(1060)入朝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以不得英宗信任，出知杭州。卒谥忠惠。有《蔡忠惠集》。

蔡襄的书法

蔡襄出生的次年，李建中和李宗谔相继在世，北宋书坛显现相对的真空。如今没有材料可以体现他学书始于何时，但其志学之年，却正是周越以书著名的时期。如今没有材料可以体现他学书始于何时，但其志学之年，却正是周越以书著名的时期。或正由于他起手于周越，因此周氏被子孙评为“软”“俗”的两大弊端，蔡襄终生都未能挣脱。

（最早的蔡襄书法《门屏帖》）

今存蔡襄最早的一件是《门屏帖》，其书风约莫介于周越和宋绥之间，大概更接近宋氏。但是宋绶是“娟秀而不弱””，而《门屏帖》却是比力弱的。蔡氏三十七岁的《虚堂诗帖》，书风有了较大改动，已掺人了欧阳询和虞世南的笔意。

他今后又学王義之，却是从虞世南的基本上去追溯。晋人的萧散简远间或得之，但大局部作品的水淮并不太高。总之，蔡襄中年的真、行两种书体，基本上未能跳出唐人的樊篱。具体地分析，是颜真卿和虞世南两家的糅合。颜体可谓是宋绶书法中徐浩因素的进一步扩展。徐与颜的区别，除了徐较攲侧之外，用笔也轻灵。因此，蔡氏即使是跋颜真卿《自书告身》时勉力追摹颜的神韵，终觉与颜真卿浑茫苍劲的气味存在较大的距离。

蔡襄临池十分勤劳，向来一切书体他几乎学遍，并且都能到达相当水平。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蔡襄被困在诸多名家里，终身不曾出来，底下还会再说。

（蔡襄《自书诗稿》局部）

行书是蔡襄的强项，在他的创作中也占据最大的比例。今天我们所见最佳的数件都是手札，那似不经意随手挥洒的信函，使经心抄写、刻意求工的其他书作相形见绌。蔡氏四十岁的《自书诗稿》固然是一件出色的长卷巨制，但它之以是未臻上乘，重新誊录是缘故之一，而最主要的照旧作风尚未成熟，此中尖细柔媚的用笔太多，致使全体魄调流于轻滑，远未到达沉稳的佳境。

（蔡襄《澄心堂纸帖》局部）

（蔡襄《澄心堂纸帖》局部之二）

直到皇祐、嘉祐间，即蔡襄四五十岁时，是其构成作风并趋于完善的巅峰时期。《扈从帖》（约 1052)、《安道帖》(1055)和《澄心堂纸帖》(1062)，此三件可以以为是蔡氏行书手札中的极品。尤其是《澄心堂纸帖》，那种温润超轶、雍容华贵的韵致，在他一切的行书作品中也是仅见的。固然，那张褪尽火气的南唐澄心堂纸帮了他的大忙。此贴六行，行间疏朗，加上结宇遒媚，点画一定，便觉与杨凝式《韭花帖》相去不远。固然，不同也不丢脸出。这是由于杨凝式以奇为正，而奇又不陷于怪，所谓出乎不测，使人惊绝。

小楷蔡襄与多作，大多能得安谧冷静之致。欧阳修《集古录》脱稿后，请蔡襄为书《目序》，此作虽不存，但欧公的评价却在：

蔡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

“精劲”二字，确是蔡氏小楷的优点。我们可以看一下《谢赐御书诗》，如图（此本藏日本，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本为赝品）：

（蔡襄《谢赐御书诗》局部）

此帖富裕体现了蔡书精到和劲利的两大特征。这件作品确可当作是蔡襄楷书的代表作，体现出人生际週到达光彩极点的骄矜之色。此帖所用书意为颜真卿而笔法近虞世南，气味安定，点画清刚，他写此贴时正是四十二岁的中年，在末经子妻二丧之前也是他精力最丰沛的时期。与他在这时期所作行书信札一样，协同垒成蔡氏书法最为光辉、最为峻伟的巅峰。

草书方面，蔡襄最得意的是他自视甚高的“飞草”。

这种用散卓笔所写的草书，兼有章草和飞白书的特点，蔡襄自称：“每落笔为飞草书，但觉烟云龙蛇，随手运转，奔腾上下，殊可骇也。静而观之，模样形状欢乐，可喜耳！”这种草书最好的样板是《陶生帖》，如图：

（蔡襄《陶生帖》）

释文：襄：示及新记，当非陶熟手，然亦可佳。笔颇精，河南公书非散卓不成为，昔尝惠两管者，大佳物，今尚使之也。耿子纯遂物故，殊可痛怀，人之不成期也云云。仆子直须还，草草奉意疏略。五月十一日，襄顿首。家属并安。楚掾旦夕行。

蔡襄的大字，从尺幅而言，可分为两种，一是大楷，二是摩崖巨字。他的大楷相对要好一些，基本上还能属守唐人的典则，如《颜真卿自书告身跋》:

(蔡襄《颜真卿自书告身跋》局部）

至于大字，黄庭坚评道：

君谟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东坡云：‘君谟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

显然，蔡襄的大字愈大愈糟。蔡襄的摩崖大字今在福州鼓山上还留存不少，都是他为福州太守时与宾从游宴时所题，

（蔡襄书“忘归石”）

如巨字“忘归石”三字及题名数处，只管颠末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还能岿然独存，分析蔡氏遗爱尚为人民所真爱，但是其字迹之笨拙真实不敢阿谀。另如苏州“虎丘剑池”寻丈大字也是云云。

（蔡襄书“虎丘剑池”）

蔡襄的分隶，连苏轼也以为是“小（稍）劣”的（苏轼不愿说蔡的流言，他如此说，怕是真的不够好了）。由于篆、隶等古笔墨到唐代已丢失古意，责任不在蔡襄。

蔡襄所能的种种书体，且不管水平的上下，单就学习所奉献的精力而言，也是足以使人敬仰的。在宋朝创建以降的百馀年内，对书法云云醉心并到达相当水平的人，蔡襄应是压倒一切者。但是蔡襄未能熟悉到其书法中实践上隐蔽着深重的危急。

书法毕竟是一局部意志体现得比力剧烈的一门艺术，因此，假如没有慎独的精力引导创作，并不休调停代价取向的话，毕竟会陷人乱来。和欧阳修比拟，蔡襄较少存有被前人所枷锁的戒心。欧公学李邕，从书理着眼，触及到书法的实质，不拘泥于成法，不承继于故伎,以是能进退裕如，自出新意。蔡襄怡恰相反，他贪多耽博，什么书体都学，一一局部的精力毕竟仅限，如此他就很少偶尔间正视本人的创作形态而作得当的修正。他每学一体，总是长驱直人，后果是进人愈深，退去愈难。

直到去世前四年，蔡襄终于说出他终身学书的教导：

学书之要，惟取神情为佳，若模像体势，虽形似无精力，乃不知书者所为耳。

对蔡襄的评价

黄庭坚说：“君谟书如蔡琰《故茄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内室态度。”米芾则说：“蔡襄书如少年女性，体态娇娆，多饰名花。”显然，二说不约而同。

黄庭坚在别一处说过：“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遮掩，终无烈妇态也。”米芾也说：“字要骨格，肉须裹筋，筋须藏肉，贴乃秀润生。安插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反常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

这里所谓的“作”，就是装模作样。接洽米氏“蔡襄勒字”的批评，那么正可归入匠作刻凿的范围。以是，在崇尚天然天成的“尚意”书家眼中，蔡襄这种过于弄巧，流于造作的书迹以前背时了。

但是，蔡襄的致命缺陷还不全在早岁从哪家动手，而是在应变之时不知变致使不克不及变的成绩。

关于“宋四家”的排序

南宋对本朝书家即所谓“宋四家”已有“苏、黄、米、蔡”的座次排定，这个排序不休一连至今。宋今后，对此排名所引发的不合，主要会合在蔡襄一人。

（开封翰园里的蔡襄像）

推许蔡氏者，即以年事作兵器，由于论年事蔡襄居长；鄙薄蔡氏者，巧说蔡本应是蔡京，因品行不齿于世而被易去。更有一说较为极度，乃至要把薛绍彭代替蔡襄的地点。曹宝麟教师以为，“宋四家”的排名依据，本身就统筹了艺术和非艺术的两大要素。艺术方面，乃偏重其本人的书法造诣、对年代的奉献，以及施予后代的影响等；非艺术方面，则无非是官位尊卑、品行善恶、学问优劣以及师承干系等等，因此这是一个综合权衡的后果。

简便地说，“苏、黄、米、蔡”这个排序基本公道。

关于蔡襄汗青位置的论定，他以为：

在蔡襄之前，北宋没有哪一局部能对传统书体作过云云全盘和深人的承继，完全可以说，蔡襄的积极，完毕了赵宋百年以来书法浑沌无序的杂乱场面，因此他无疑是个“继绝世”式的人物。但蔡襄有来自年代和本身两方面的范围，这就决定了他继往剩余而开来不敷。以是蔡襄的汗青位置，只能是一支“尚法”遗绪的安魂曲，而决不是一座“尚意”发轫的里程碑。

（【随着布丁念书法史】之133，局部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