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古印度的“小巧宝塔”，怎样演化为中国文明的意味物？
俗称的“小巧宝塔”，实践是佛教修建中的佛塔，它本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东传，佛塔修建也随之东传中土。令人感兴致的是，从异国引进的宗教修建，颠末几千年的演化，彻底改换了容颜，最初居然让他国人以为是中国文明的意味物。佛塔的演化轨迹，恰好让我们察看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汗青历程。
▲敦煌莫高窟北周301窟北壁壁画佛塔。图片均来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群众号
漫话佛教艺术的中国化
——以佛塔为例（节选）
“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目随征路断，心逐去帆扬。”这是李太白登扬州西灵塔时吟咏的诗句。“淮南富登临，兹塔信奇最。直上造云族，凭虚纳天籁。……连山黯吴门，乔木吞楚塞。城池满窗下，物象归掌内。”这是高适登广陵栖灵寺塔时吟咏的诗句。唐人喜登临挺拔的佛塔远眺，墨客更因此而发兴吟诗。而在都城长安，当慈恩寺中的雁塔重修成砖构的七层高塔之后，更是人们登临俯瞰京师的绝佳场合。
自空中俯瞰盛唐时期的长安城，除了在城北中部和城外东北边角可以看到大型夯土台基上制作的奢华宫殿外，就是被纵横的街道分开而成的平面呈横长方形的里坊，分列规整，好像棋盘，条条大街，又如农夫种菜那划一的菜畦。墨客白居易登高台俯瞰城区咏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生动地刻画了这一图景。坐落在“围棋局”中的官民住宅，多是单层的修建，仅有大型的佛寺，占地宽广，有的能地跨两坊，主殿也可比力人世宫殿，具有个高的夯土台基。特别是出名大寺还建有挺拔的佛塔，既有传统的木构修建，也有新兴的砖石构筑。出名的砖构佛塔，就有城中东南方晋昌坊内大慈恩寺的大雁塔，以及城中轴线西侧安仁坊内荐福寺的小雁塔。两塔南北照应，构发展安城内平面景观的制高点。事先人们登临雁塔，顿生凌云降世之感。墨客岑参、高适共登大雁塔后都留存诗作。岑参咏道：“塔势如涌出，高傲耸天宫。登临出天下，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天，七层摩天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高适咏道：“登临骇高傲，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墨客的吟咏，标明大雁塔确是唐长安城中的地标性修建。不仅云云，雁塔照旧事先科举文明的意味，进士考中今后，要到“雁塔题名”。王定保《唐摭言》记：“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具体地点在塔院小屋四壁，墨客徐夤曾写诗吟咏：“雁塔搀空映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为宰辅图。”“雁塔题名”使得雁塔在上香礼佛、登高远眺以外，再添一层浓厚的文明颜色。
到了今天，宏伟华丽的大唐长安城早已消失在汗青光阴之中，唯有两座雁塔仍旧傲然屹立在今陕西西安市古代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小雁塔损毁较重，大雁塔经明时修葺，基本保存了唐代面貌。在今民意目中，雁塔正是唐代文明的意味。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古时丝路交通到唐代更盛，而丝路的起始之地正是都城长安。以是在今民意目中，这座方形宝塔也意味着古时丝路的出发点。
将宝塔视为中国文明的意味和中国都市的标志，也是近代东方人的广泛看法。美国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于1929年所写册本的插图，画出了他心目中中国贤人孔子的形貌。这位中国“宏大的精力首脑”坐在山丘的树下，望着山下的一座中国都市，其间屹立着几座“小巧宝塔”。他以为这是产生在公元前500年的事。固然在这里房龙犯了知识性的错误，由于在孔夫子生存的春秋时期，“宝塔”这种高层修建，在中国还没有显现。引述这幅插图，并不是为了苛责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作家不了解孔夫子活着时期中国都市的真实相貌，只想分析在18至19世纪时，东方人（不管是美国人照旧欧洲人）——提及中国都市景观的代表性高层修建，无不将注意力会合到宝塔，以为它是中国文明的典范意味。
▲房龙《人类的故事》插图“宏大的精力首脑”中的孔子。
俗称的“小巧宝塔”，实践是佛教修建中的佛塔，它本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东传，佛塔修建也随之东传中土。令人感兴致的是，从异国引进的宗教修建，颠末几千年的演化，彻底改换了容颜，最初居然让他国人以为是中国文明的意味物。佛塔的演化轨迹，恰好让我们察看佛教艺术中国化的汗青历程。
在西天梵境古印度，佛教初兴时并非“像教”，当时没有塑造供信徒星期的偶像，而是把一些具有意味意义的事物作为向已涅槃的佛陀星期的目标，塔即为此中之一。塔，按梵语音译称“窣堵波”，又译为“塔婆”。在古印度，佛塔的基本外型是一个大圆馒头寻常的塔体，塔顶中央树立上带相轮的刹，又因塔体像一个覆扣的圜底钵，故习称覆钵形塔。现在在印度保存的遗址中，最出名的是在中央邦博帕尔城东的桑奇大塔（一号塔）。该塔建于公元前3世纪，一个世纪后扩建，覆钵直径达36.6米、高16.5米，形制宏大。又过了一个世纪，于公元前1世纪时增设围护塔身的石栏，建石门并饰雕饰。在现存的古印度佛教石窟的塔庙窟中，居中供奉的正是覆钵形塔。覆钵形塔的图像亦常常显如今佛教雕像中，一些盛奉舍利的容器也常制成覆钵形塔的样式。
这种在古印度盛行的大圆馒头形貌的覆钵形塔，在东汉末佛教初传东土时对否也传播到了中国要地？在文献中缺乏记叙，更不见有实物遗存。传说佛教初传汉土，在东汉都城洛阳最早制作的白马寺中，“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因记叙大略，故此壁画中的“塔”是什么容貌谁也不清晰。但据文献纪录，汉时人们对佛的认知，只是将其视为外来的神仙，还没有构成真正的宗教信心，或将佛（宝塔）与黄老并祠，或杂厕于西王母等神人仙兽之间，搜集于中国传统的神仙尊奉之中。现在从汉末三国时期遗存中取得的有关佛像的考古标本，基本都是佛衣（袈裟）遮掩着双膝的坐像，因佛衣遮掩，看来与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像的坐姿（中国传统的跪坐）相反，完全看不出印度佛像的盘膝趺坐或垂足倚坐的标准坐姿。究其缘故，是由于那些坐姿在汉代被以为不成体统之故。乃至让上有头光下有覆莲座的佛像，也加上与西王母一样的龙虎座。因此，佛教的外貌也与神仙一样被称为“神仙”。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让汉人可以承受这个外来的神仙。因此形貌奇异的大馒头状的覆钵形塔，这种在中国传统修建中从没显现过的修建情势，在汉代天然很难被人们认同。以是事先转达佛教的掌管者，仅有想办法将其与中国的传统修建相团结，中国化，才干让寻常受众承受并承认。最早举行这种实验的人是丹阳人笮融，时当东汉末年。约莫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陶谦任徐州牧时，使笮融督广陵、丹阳运漕。笮融尊奉佛教，就在他统领的地区内，“大起宝塔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这则纪录标明笮融所修“宝塔祠”即佛寺，是将原古印度佛寺中央的覆钵形塔改为中国修建的重楼，周围建阁道。在楼顶树“铜槃九重”，也就是将印度佛塔顶中央树立的带有多重相轮的塔刹改建在楼顶上。为什么选择重楼来代替馒头状的覆钵形塔，大概与汉人崇信“神仙好楼居”有关，佛是“神仙”，以是将供奉他的塔修成重楼形貌，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佛教初传，从梵语转译尚不完备，且佛陀初传来时又多依托神仙道家书心，他们更不明古印度佛塔窣堵波与支提的区分，道家一些人以本人的一局部认知去表明，如葛洪基本不明古印度的塔是什么样的，就在《字苑》中说“塔，佛堂也”。按这种说法，在楼内供奉佛像，自可视为“佛堂”。
在20世纪前半叶，对《三国志·吴书》中关于笮融“宝塔祠”的纪录，中国佛教史研讨者只能从笔墨记叙晓得它下有重楼、阁道，顶“垂铜槃九重”，但其具体形貌则无从想象。到了20世纪50年代今后，随着新中国旷野考古发掘的未有提高，不休在东汉末年致使魏晋时的墓葬出土文物中，取得数目浩繁的陶制楼阁修建模子，有的在高楼的周围还筑有阁道，从而可以对笮融“宝塔祠”的具体外形举行推测。
进入21世纪，一项新的考古发觉对剖析笮融“宝塔祠”的具体形貌，提供了紧张的实物例证。在湖北襄樊菜越发觉的一座孙吴墓内，出土了一件施黄褐釉的陶楼。那是一座二层楼，周绕围墙，前设楼院大门。陶楼平面方形，楼高两层，在一层和二层间挑出平座，最上覆以单檐四坡屋顶。屋脊起翘作叶形饰，在脊的居中处，设一馒头状覆钵形座。座体镂空雕饰母子熊斗虎图案，座的中央树立刹杆，上饰相轮七重，最顶端饰有一兽，形体呈弯月状。楼院大门设门楼，两扇门上各嵌饰铺首衔环，铺首上又贴塑一裸身童子像，肩生双翼。大门右侧墙上另开一扇小门，门扉上亦贴塑一双翼童子像。这座陶明器分明模仿的是一座宝塔祠。墓葬的年代被推定为三国孙吴初期，应与笮融建宝塔祠的年代相差不远。只是陶宝塔祠仅有两层楼，又无阁道，范围较小，无法与笮融所建比拟，但是提供了在重楼顶上树立塔刹的具体外貌。
▲湖北襄樊菜越三国墓出土带刹陶楼。
我们再参照已出土的大型汉代陶楼模子，比如河北阜城出土的大型五重陶楼，以及甘肃武威雷台魏晋墓出土的周建阁道的高层陶楼，将它们团结在一同就可以想象复原出可容三千人的笮融宝塔祠的宏伟形貌，那就是将中国传统重楼与西来的佛塔塔刹相团结所建成的最早的中国式佛塔。
……
汗青进入南北朝时期，佛教有了很大提高，不管北朝照旧南朝的都城，都在最高统治者支持下大范围修造佛寺，构筑挺拔的佛塔。北魏都平城时期，城中建有以佛塔为中央的佛寺。“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又于献文帝天安二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在平城，也构筑有石塔，“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轻重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很可惜北魏平城时期制作的“为天下第一”的七级佛塔没能保存下去，幸幸而云冈石窟的第5窟和第6窟中的浮雕中有五级佛塔的图像，在第6窟中央塔柱表层佛龛的龛柱也雕成佛塔形貌，且高达九级，在各级塔壁面均开龛造像（每面各开三龛）。
有的塔庙窟中央柱亦雕成多级佛寺的形貌，比如第39窟是一座塔庙窟，窟中的中央柱雕成了五级方形佛塔。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期构筑的多级高塔，其形制是中国化的方形楼阁式佛塔。当是同时承继了凉州佛塔的第一品种型及三国以降中原盛行的佛塔的外型特性。固然楼阁式多层方塔是北魏平城时期佛塔的主流，但凉州石塔那类塔体方形、开龛造像、上置覆钵的第二品种型佛塔，也存在于石窟镌刻之中。比如云冈石窟第6窟中央柱表层龛柱的九级方塔，其第一级的角柱又雕成小塔，小塔的形貌就是方形塔体四周开龛造像，平顶四角饰山华，中央为个高的覆钵，上树带相轮的塔刹。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第6窟中央柱表层塔柱一层角柱小方形覆钵顶塔。
北魏迁都洛阳今后，佛教发达，持续在城中紧张地点修造皇家寺院——永宁寺，照旧以多级佛塔为中央的修建格式，“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所建佛塔比号称“为天下第一”的原平城永宁寺塔愈加宏伟壮丽，从七级增为九级，“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永宁寺塔挺拔于洛阳城内，其身影在洛阳城外很远的场合都能看到。《洛阳伽蓝记》记叙：“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其形貌虽有夸大，但也分析该塔事先是北魏都城中最高的修建物，已被视为都城的意味性景观。汉魏都城中占据全城制高点的高台修建，如曹操邺都出名的朱爵、金虎、冰井三台，如今让位于挺拔的佛塔。在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的皇室都竞相制作被视为天下第一的高塔，正如今天天下各国竞相争建天下最个高楼一样猖獗。北魏皇室在洛阳制作了号称“去地千尺”的永宁寺塔，南方的萧梁相反也在建高塔。梁武帝曾在同泰寺建九层木塔，该塔焚毁后，又开头修造更高的十二层塔，因侯景之乱，即将建成的佛塔工程才被动停止。南北朝时期制作的高层木构佛塔，是佛塔外型中国化的成熟典范，同时也促进了木构高层修建武艺的提高和修建艺术的提高。
南北竞造高层木塔，争显其华丽挺拔冠于当世，同时也暴露其脆弱的一面，即易遭失火。梁同泰寺的九层木塔是毁于失火，北魏的永宁寺九层木塔相反毁于失火。关于那次失火，《洛阳伽蓝记》有细致的记叙：“永熙三年二月，宝塔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事］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拂晓大发，事先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哀思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为了避免这类劫难的产生，工匠开头探究新的建塔武艺，渐渐接纳砖构，或以砖体外檐木装修，以减小失火的丧失。
这一时期还应注意的是，在中原和南方，中国化的方形楼阁式佛塔盛行之时，在西陲的河西走廊地区，仍旧维持着东去和西来的双重影响。原凉州盛行的两种佛塔典范，仍然并存盛行，在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洞窟的壁画中，都留有它们的图像。第一品种型的方形楼阁式佛塔的图像，如第254窟“萨埵王子本生”故事画中的三级方塔。厥后在北周时期的第428窟中，还显现了在楼阁式方塔四角各立小塔的金刚宝座式五塔。第二品种型，即下有基座的单层方形塔室的覆钵形塔，亦较盛行，敦煌莫高窟的塔庙窟的中央塔柱，并不再是如凉州石窟模仿多重方塔，而是下设基座的单层方塔，寻常在正、左、右三面开龛造像。在壁画中绘的第二品种型塔，如第257窟“沙弥守戒”故事画中的塔，下属是方形塔室，塔室上有瓦檐，脊中央置覆钵树刹。同时这典范的塔另有所提高，塔室扩展为佛殿，如第275窟南壁所绘，佛殿中供奉佛说法立像，殿两侧有阙，在殿顶脊正中设覆钵，其上树塔刹，自刹顶向支配各飘垂一长幡。塔体为覆钵形的佛塔，在壁画中亦有显现，如第301窟北壁所绘，标明西陲地区西来的影响仍大于中原地区。
在北魏都城洛阳，以永宁寺塔为代表的中国式多层楼阁式木塔的发达，与魏孝文帝改制推进鲜卑等古时少数民族汉化构成的政治气氛有关。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佛教艺术中国化显现另一明显体现，即佛像面相和佛装的厘革，特别是佛像所披袈裟改动为接近汉装褒衣博带袍服的形貌。但是北魏王朝崩溃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又为北齐代替今后，显现了一次反转，北齐最高统治团体推进了一波重新胡化的回潮。影响所及，在佛教外型艺术方面体现突出的是在佛装样式上，从褒衣博带样式重新改为通肩薄衣贴体，再次引进了西来的秣菟罗（马土腊）作风。在佛塔的外型上，再次从西域引入下为塔室上置覆钵的凉州第二典范佛塔，还仿效西陲盛行的下为佛殿、脊上中央建覆钵塔立刹的样式，并将其视为北齐皇室的典范窟形，主要表如今于北响堂山修凿的皇家大窟中。现在这种样式的窟型仅见于由北齐皇室修造的响堂山石窟，最典范的是北响堂山石窟北侧和中央的两个大窟，从正立面看，都是一三开间有前廊的殿堂，廊前四根檐柱是狮子座的八角形束腰莲柱。上托屋檐瓦垄，惜多已损毁。檐上崖面雕一宏大的覆钵，覆钵顶上雕刹，两侧似飘有幡。除覆钵外，刹、幡在1957年勘探时仅可略看出一些残痕。仅有南侧的唐邕刻经洞檐上的覆钵和刹尚存。总观其外表，与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壁画下殿上塔图形近同，只是前加廊而无两侧的阙。中窟廊柱尚存，而北窟的廊柱已残损无存，仅可见并壁的门和明窗，这座大窟自北宋时已有传说它是高欢的瘗窟。佛殿前壁（洞窟前壁）为三开间，正中为殿门，上方和两侧间灵识窗。殿内（窟内）迎门是方形塔柱，正面开大龛雕三尊佛像。支配两侧壁各雕八个单层塔形龛，龛柱亦为束莲柱，柱头顶火焰宝珠。顶设覆钵，覆钵顶托覆莲座，上树塔刹，塔刹装饰华丽，左中右各以忍冬叶托覆莲座火焰宝珠。塔龛内原造像均遭盗失，有人以为这体现了《法华经·化城喻品》中十六佛的组合。前壁门内两侧原浮雕大型礼佛图，惜仅存少数残痕。在中央柱右侧壁（南侧壁）顶西起第三龛向内开有长方形穴，穴门前封石上雕有与其他顶龛内相反的佛背光。该穴内壁无任何雕饰，空无一物，故尚难证实其对否为瘗窟。高齐发起胡化招致的佛塔中国化的回潮十分暂时，只是在存世石窟中保存了殿塔团结的共同遗址。高齐随后为北周所灭，颠末北周武帝灭法劫难，在隋文帝杨坚创建举国一致政权后，佛教重新发达，持续着中国化的历程。
▲北响堂山石窟刻经洞顶覆钵。
隋文帝杨坚生于冯翊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扶养”。因此隋文帝虔信佛教，于仁寿元年（601）六月乙丑“颁舍利于诸州”。据所颁《立舍利塔诏》，舍利分送各州后，“限十月十五日中午同下石函”，然后立塔。共送往三十州，据王劭《舍利以为记》，三十州分散为雍、岐、泾、秦、华、同、蒲、并、相、郑、嵩、亳、汝、泰、青、牟、隋、襄、杨、蒋、吴、苏、衡、桂、交、益、廓、瓜、虢等州，从都城四周的扶风，西至敦煌、天水，东达青州，东南方到丹阳、苏州，东北到蜀乃至远达交趾，几乎掩盖了隋王朝的全部图版。隋文帝这一办法，因其接纳了中国化的舍利容器和创建中国化的佛塔，从而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外表是弘扬佛法，实践是体现了中央集权封建主义政权最高统治者的威望。
隋文帝在举国各地修造的舍利塔，都没能保存下去，现今只发觉一些塔基遗址和舍利容器，但推知应为木构佛塔，由于各州要在同日立刹起塔，但木塔是单层照旧多层仍未可知。承继南北朝时期的传统，隋唐时期木构佛塔仍极盛行，仅据《两京新记》所载，在长安延康坊的静法寺西院有高一百五十尺的木宝塔，永阳坊大严肃寺有隋建木宝塔“高三百卅尺，周匝百廿步”，该坊另有大总持寺，寺内也有与大严肃寺上下相反的木宝塔。但是隋唐时的木塔没有任何遗存保存至今，以是只能经过一些壁画图像和佛塔模子举行了解。在敦煌莫高窟的隋唐时期的壁画中，稀有单层方形木塔图像，塔下多有二至三层基台，塔顶出檐深远，塔刹装饰华丽。
更令人感兴致的是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出土的鎏金铜塔模子，通高53.5厘米，下设三重设青楼的塔基，塔身面阔、进深均三间，四周均在中央间设双扇板门，两梢间开直棂窗，塔顶为单檐攒尖顶，顶中央置覆莲、宝匣、相轮和刹顶宝珠，制工风雅，反应了唐代盛行的单层方形佛塔的面貌。
但是有关多层木塔的图像或模子仍旧缺乏，仅有东邻日本尚保存的年代相当于中国隋唐时期的木塔可资参考。东北边亚诸国佛教并不是由古印度直接传入，而是颠末古时中国传入的，换句话说就是以前中国化的佛教。特别是佛教修建深受中国佛教文明影响，佛塔外型已不是覆钵外形，而是汉式方形楼阁多级木塔。现在日本保存年代最早的是奈良法起寺三重木塔，该塔始建于685年，建成于706年（相当于唐神龙二年），塔通刹高24.267米，塔身高16.934米。平面方形，由木刹柱自底直贯刹顶，塔第一和第二重每面三间，第三重每面两间，是全木构修建。另一座是奈良法隆寺西院的五重木塔。法隆寺经失火后，西院修建群于608年再建，约710年完工。五重塔通刹高112.65米，塔身高78.52米。平面方形，为全木构修建，亦由一根刹柱贯穿全塔，塔身的第一重至第四重每面三间，第五重缩为每面两间。如按事先使用的曲尺盘算，总高凌驾107曲尺，正是一座百尺高塔。这些事例分析中国化的佛塔，已成为古时中外文明交换的意味。
▲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
但是木塔易毁，一遇失火，高塔呈烟筒效应，难于救治，南北朝隋唐时出名的高层木塔，多毁于失火。因此，自北朝终期就开头显现砖构佛塔，现存于世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就是出名北魏砖塔，它也是唯一的十二边平面的塔。该塔内做成直通顶部的空筒，塔身份上下两段，在四个正面有贯穿上下两段的门，下段其他八面外表平素，上段则各砌出单层方塔形壁龛。塔身以上，用叠涩做成十五层密接的塔檐，塔檐之间仅留短墙，外表面构成和缓的曲线。塔刹石造，在覆莲座上以仰莲承受相轮。寻常而言，内里可登临的佛塔，每层层高与人体等高，而这座塔各层塔檐间只隔短垣，以是在划一高度间可增设多层塔檐，使塔的外表多增层数，由此开唐宋密檐砖塔之先河。（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