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夏目漱石和良宽
王广生 都城师范大学日本文明研讨中央主任
日本汉诗是指日本人依据汉语诗歌的端正而创作的诗的总称。在明治之前，日本文学是用双语（日语和汉语）写作的，日语中的“诗歌”一词，即指汉诗与和歌。因此，汉诗是日本文学的紧张构成局部。
在松浦友久、石川忠久等汉学家看来，所谓汉诗，应以汗青和跨文明的目光观之，如此才干了解汉诗所具有的历久不衰的生命力，才干了解东亚诸国从“汉字文明圈”中沾恩的汗青内幕。在日本一千七百余年的汉诗史中，有两个难以被忽略的共同人物。之以是称之为共同，是由于一方面，他们从不以职业墨客自居，不以汉诗寻求生存和名利；另一方面，在子孙眼里，他们却以汉诗独具风骚，誊写了各自的人生传奇。这两一局部就是良宽和夏目漱石。以汉诗为线索，我们也可发觉，生存在不同年代的两一局部在精力传承和写作作风方面存在幽默的差别和接洽。
壹、夏目漱石的遗言汉诗
《七律》（其一）
大愚难到志难成，五十春秋瞬息程。
观道无言只入静，拈诗有句独求清。
迢迢天外去云影，籁籁风中落叶声。
忽见闲窗虚白上，东山月出半江明。
《七律》（其二）
真踪寂寥杳难寻，欲抱虚怀步古今。
碧水碧山何有我，盖天盖地是偶然。
依稀暮色月离草，参差秋声风在林。
眼耳双忘身亦失，空中合唱白云吟。
这两首七律汉诗是夏目漱石誊抄于日志中的诗作，诗作后方标注了日期，分散是大正五年（1916年）十一月十九日和十一月二十日。这两首汉诗从言语情势到主题内容都十分近似，又是连日而作，可视为姊妹篇。
夏目漱石
在笔者看来，夏目漱石的遗言之作并非未完成的小说《明暗》，而是外表所引的两首汉诗。1916年11月22日，夏目漱石病倒住院，不久便过世了，时年49岁。而第一首诗的首联“大愚难到志难成，五十春秋瞬息程”中的“大愚”，正是日本江户年代的传怪杰物、曹洞宗僧人良宽（1758—1831）的号。
夏目漱石终身留下约208首汉诗，他被誉为明治日本汉诗的巅峰之一。不外，若漱石在天有灵，一定不敢认同如此的看法。漱石生前，他的汉诗鲜有公布，仅有殽杂于散文和小说中的数首面世。漱石自称汉诗的“外行人”，也从未将汉诗视为其创作的一局部。不外，厥后的学者却对漱石的汉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吉川幸次郎就十分欣赏他的汉诗，于20世纪60年代刊出《漱石诗注》一书。在吉川幸次郎眼中，日本人作汉诗大多无趣，唯良宽汉诗较好，其次是夏目漱石，尔后者遭到了前者的影响。
关于良宽，夏目漱石本人也给予了至高的赞誉。漱石曾数次表达对良宽的汉诗及其字画的佩服之情，也无不暴显露对本人的不满和遗憾。此即上述诗句“大愚难到志难成，五十春秋瞬息程”的本意。
相反，从“大愚难到志难成，五十春秋瞬息程”这一诗句动身，我们看到漱石坦诚的同时，也发觉到了漱石以汉诗求道而未能摆脱的遗恨。这种求道而不克不及开悟的头脑困境与漱石晚年晦涩的汉诗作风构成照应，塑造了一位苦吟求道者的外貌。漱石在临近生命的开头，发射“碧水碧山何有我，盖天盖地是偶然。依稀暮色月离草，参差秋声风在林”之叹，大概是由于他想到了良宽在多年前写下的诗句：
我生何处来，去而何处之。
独坐蓬窗下，兀兀静寻思。
寻思不知始，焉能知其终。
如今亦复然，辗转总是空。
空中且有我，况有是与非。
不知容些子，随缘且冷静。
相反是诘问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与漱石的七律诗体和晦涩的作风悬殊，良宽的汉诗从情势到内容都生动自在、轻松幽默。很分明，两者属于不同的精力天下：一个是文人的汉诗；一个是出家人的诗偈，又称偈子或偈。但无论哪个，都是借助汉诗——这种东亚汉字文明圈共有的文学外形和办法——建构的一个独立的精力天下。
贰、漱石和良宽，不同的诗境
漱石和良宽展现了不一样的精力天下，漱石的汉诗和良宽的汉诗迥然有别，并且他们二人的汉诗之不同，不同于李白和苏轼的差别，也有别于寒山和良宽之间的不同。
作为墨客的良宽，终身创作的汉诗约莫有400首，基本收录在《良宽道人遗稿》这部诗会合。从该诗集的华文序文中，我们可以大抵了解良宽流浪而传奇的终身。他一直生存在社会的最底层，流浪他乡却能随遇而安，与儿童嬉戏。
1758年出生于日本新潟的良宽，原名荣藏，后削发为僧，法号良宽，又号大愚。良宽自幼苦读儒学，以求降世。但18岁时不知何以，身为宗子的他选择出家。后云游四方，行乞为生，终极前往故乡，1831年于一处大略的草庵里圆寂。良宽身前死后，皆寂寂无闻。死后多年也无人提及，直到明治年代才渐渐被众人所了解，其汉诗、书法、和歌及他的人生才取得眷注和承认。1900年前后，随着俳句活动、禅宗头脑的发达以及出书业的兴旺，关于良宽诗集的整理和研讨著作渐渐增多。如相马御风（1883—1950）就相继出书了《大愚良宽》（春阳堂，1918）、《良宽僧人诗歌集》（春阳堂，1918）、《良宽僧人遗墨集》（春阳堂，1918）等多种著作，为今后的研讨奠基了紧张的基本。夏目漱石也是在这个年代潮水中发觉了良宽的魅力。大正三年（1914年）一月十八日夏目漱石在给友人山崎良平的书信中写道：“良宽诗集一部收到，十分感激您的厚意。良宽上人的诗确为佳构，日本自古以来的墨客中少有能与之反抗。”
梁楷《寒山拾得图》（局部）
听说良宽本天然会成为圆通寺的住持，其师圆通寺的住持国仙僧人十分欣赏他，曾作诗赞曰：“良也如愚道精宽。”不外，国仙僧人死后，良宽遭到众僧排挤而流浪他乡，终极成为一个行脚僧，浪迹人世。可以说，行乞是他后半生最主要的活动，这一点也反应在他的汉诗中：
彼苍寒雁鸣，空山木叶飞。
日暮烟村路，独揭空盂归。
本诗形貌了行乞白手而归的场景，崎岖潦倒的僧人在炊烟袅袅的乡村中穿行而过，写意虽简，却惟妙惟肖。忍饥受饿的孤单与被动却以平庸的办法被叙说出来，如同一幅行乞暮归的水墨图。
生活懒立品，腾腾任单纯。
囊中三升米，炉边一束薪。
谁问迷悟迹，何着名利尘。
夜雨草庵里，双脚容易伸。
这是一首禅偈，任性而天然，言语生动、幽默。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可看作是一首“躺平”味道浓厚的诗篇。不外，良宽的“躺平”是一种富有艺术的生存态度，是对本身愿望的挣脱和悬置。
良宽作为僧侣挣脱了宗派单独修行。作为诗僧，他的诗作也是共同的，诗风憨厚，任性单纯，入目即为诗，所思即成句。也正因云云，他的诗种别杂陈，难以归类。幽默的是，此中多数首以美报答主题的诗篇：“岭南多尤物，翱翔绿水滨。日射白玉钗，风摇红罗裙。拾翠遗令郎，折花调行人。不幸美丽态，歌笑日纷纭。”此类诗作以直率而浪漫的笔调，刻画了一颗羞怯而悦动的少女之心，独具风骚。
良宽诗书：“十字路口乞食了，八幡宫边正倘佯。儿童相见共相语，客岁痴僧今又来。”
有人说，良宽的汉诗里，前一阶段多见《论语》《文选》《楚辞》的影响，厥后又可以看出道元禅师《正高眼藏》中的禅思。儒学的要素坚忍其信心和品行，佛禅和老庄则让其汉诗脱俗清丽、平庸而富有气愤。
漱石和良宽诗歌的不同亦是人生观和天下观的不同。在笔者看来，漱石和良宽在汉诗中展现出的天下之不同，实质上体现了近代和古典之间的不同。换言之，漱石用古典的情势（汉诗）力图誊写出近代人内心焦急而不安的精力天下；而良宽则以白话化的偈摆放了一颗古典之心，以士医生文学传统观之，无疑是一种“乖离”。
站在古典诗学的态度上，比力漱石和良宽的汉诗，我们很容易发觉漱石汉诗中近代二元对峙的头脑形式。但是，被抛入近代东东方文明分歧现场的夏目漱石，其本身对这一近代性的内在的顽疾已习焉不察。以是，漱石的汉诗也难以抵达主客合一、物我两忘的古典诗境，这反应了新精力和旧诗体之间的分歧与分歧。在漱石眼中，这个天下是自我熟悉的目标，拥有剧烈“我”之熟悉后，“我”就难以规复到“无我”的实质。
诗思杳在野桥东，景色多横淡霭中。
缃水映边帆露白，翠云流处塔余红。
桃花赫灼皆依日，柳色含糊不厌风。
缥缈孤愁春欲尽，还令一鸟入虚空。
这首诗是漱石落款于大正五年（1916年）八月三十日的一首七律汉诗。我们大概会遐想到《诗品》的序文：“气之生物，物之动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但漱石汉诗中所形貌的不外是墨客内心的景色，是墨客内心真实的孤单和虚空之象。也就是说，外部的天下被漱石剧烈的自我熟悉所捕捉——以汉诗的办法。以古典诗体展现近代人日渐繁复而分歧的内心，这种实验和积极让漱石的汉诗奉献了诗思过重、诗风晦涩的代价。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视为漱石对传统日本汉诗体现力的一次古代性的开发，对我们怎样对待传统诗歌创作在现今世文学史中的地点等成绩具有紧张的启表现义。最少，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开发者们的汉诗创作实践，从一个一边证实白古典文学亦可天生一种古代性的风致。
漱石晚年提出了“则天去私”的命题，反应出他内心在东边与东方、古典与近代之间的倘佯和挣扎，这一分歧及其构成的头脑张力，固然在客观上成果了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约莫性，但这种源于古今、东西不同文明之间的分歧也成为他内心痛楚和忧郁的本源。
与堕入近代性困境的漱石不同，良宽的外貌就轻快、洒脱多了。作为一名曹洞宗僧人，他固然并未在日本佛教史上留下什么印记，但流转于汉诗、书法和绘画间的故事让他成为厥后者追慕的艺术传奇。成果良宽在日本文明史位置的固然不克不及完全说是中国文明，但他以共同的艺术办法（乃至是他共同的生命存在实态）展现了以禅宗为代表的古典东边生命美学的代价，也是无须置疑的。于良宽而言，他的汉诗便是他本人内心和平常生存的写照。艺术和生存的高度合一，大概才是至高的“写生”（近代日本文学的“写生论”由漱石的好友正冈子规提出，漱石的《我是猫》就是这方面的实践）。
叁、汉诗即人生
固然漱石和良宽的汉诗有着近代和古典的差别，但作为日本的汉诗墨客，他们也有诸多相反或相通之处。
起首，他们二人对作为其汉诗创作精力源头的中国文学有着深沉的情感和敏锐的以为力。
少年年代，良宽就对儒学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册本十分着迷。正如他在诗中所言“一思少年时，念书在空堂。灯火数添油，未厌冬夜长”。除了《法华经》等佛教册本外，对良宽精力天下影响最大的就是《论语》《庄子》和王维、杜甫、李白的诗歌了。良宽自编自抄的《草堂诗集》，就取自杜甫的“草堂”之说。前文中提及的以美报答主题的汉诗，则是遭到了李白、寒山等中国墨客同类题材诗歌的影响。
而夏目漱石在1889年自行刊印的华文《木屑录》，开篇即说：“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或极意雕琢，经旬而始成。或咄嗟冲口而发，盲目澹然有朴气。”夏目漱石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常常举出王维、陶渊明等人的诗歌，以示东边诗歌之美。可见，在对中国文学的喜好和修养方面，夏目漱石也不遑多让。
其次，禅宗文明建构了他们二人文学精力天下的紧张内容。
禅机图断简
良宽自不待言，作为诗僧，其诗其歌、其言其行皆可入佛。他留下的汉诗多为禅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厥后者的夏目漱石虽非僧侣，但禅宗头脑却是其紧张的精力资源，作育了漱石文学天下共同的景色。如小说《草枕》，外表上是一部以“非人情”为主题的小说，但其头脑的本性则是东东方美学头脑的对话集，此中突显的禅宗头脑十分耐人寻味。乃至有的学者以为，《草枕》乃是一部交融了夏目漱石本人参禅体验的禅宗公案小说。
再次，必要特别分析的一点是，漱石和良宽在汉诗写作方面有一个协同的偶像，那就是中国唐代诗僧寒山。
寒山诗中使用了多量白话、俗话，在古时中国，寒山诗没有进入文学的主流，但是，寒山诗自北宋年间传入日本今后，却惹起了日本禅林文坛的广泛眷注。真正将寒山的诗风和精力贯彻毕竟并将其融于本人人生的是大愚良宽。而至近代日本，固然有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诸多作家以寒山为题材的作品问世，但论及对寒山的汉诗及其精力的承继，首推照旧漱石。漱石曾作诗云，“时诵寒山句，看芝坐竹阴”，表达了对寒山诗句的喜好。晚年的漱石对寒山念兹在兹，在距去世三个月前，还写下了“周到寄语寒山子，饶舌松风独待君”的诗句。
最初，必要明白的是，良宽和漱石之间最大的条约数，照旧汉诗这一誊写办法本身。一方面，我们说良宽和漱石在创作汉诗，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是汉诗创造了良宽和漱石。汉诗寄予着两个相反苦恼而仁慈的灵魂，成为他们共有的精力保护所。良宽以诗践行信心，夏目漱石亦以汉诗直面本人的内心，叩问本人的灵魂，思索人生的终极。
柄谷行人曾指出，漱石的存在论对应的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恐惊”，实践上这是存在本身的危急，但是以伦理学为布局的小说却无法对此做出很好的回应。这一看法点明白漱石小说内在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双重性及错位，颇为深入。不外，若归入汉诗这一视角，小说则只是漱石文学天下的一局部罢了。而漱石的存在论，主要是在汉诗中掀开的。阅读他晚年的汉诗，孤单和虚空之词便会不时跃入视野。换言之，若要真正了解漱石文学，汉诗的视角不成或缺，相反，若要真正了解日本文学（特别是古时文学），华文明是一门必修课。
从汉诗的视角动身，我们看到，漱石和良宽是日本也是东亚华文学的精良代表，他们的存在，向众人展现了日本孤岛和中国大陆之间汗青文脉的深层接洽。寒山是中国的寒山，也是天下的寒山，漱石和良宽也是云云，推进他们走向天下的，正是汉诗这种东亚汉字文明圈内协同的文学艺术。
在汗青和跨文明的视野中，大概更为紧张的是，我们应该熟悉到，爱惜和传承这份丰富的文学遗产关于今天及将来的意义。
《光芒日报》（ 2021年11月25日13版）
泉源： 光芒网-《光芒日报》
